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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魏晋僧人与名士的文化交游 　　摘要:魏晋僧人在文学领域上十分活跃,同时在他们与名士们的交游中,也形象着名士们的文学态度,他们共同构成了魏晋文学的光辉。本文主要谈魏晋僧人与名士们在文化多方面的交游,以及他们对社会人生的思考。 　　关键词:魏晋僧人;名士;文化交游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22-0050-02 　　 　　一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长期的封建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争,使这一时期文化的发展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主要表现是玄学的兴起、佛教的输入、道教的勃兴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交融。这里主要从僧人与名士之间交游的这个侧面来谈。 　　佛教自从东汉永平十年正式由官方传入中国后,就对中国的平民、士族等各个阶层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在佛教的熏陶之下,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式的士人与僧人交游的现象。而魏晋时期是佛教传入后的第一个高潮时期。佛教在这个时期与儒道传统文化相抗、吸收、融合,最终才形成儒释道相合的局面。 　　西晋佛教,从晋武帝泰始元年(265)到愍帝建兴四年(316),建都在洛阳,共五十一年间的佛教。西晋的佛教义学,继承后汉、三国,以方等、般若为正宗,这在当时几位著名译人的译籍里可以看得出来。 　　东晋佛教从晋元帝建武元年(317)到恭帝元熙二年(420),共一百零四年间的佛教。佛教在东晋时代形成南北区域。北方有匈奴、羯、鲜卑、氐、羌等民族所建立的二赵、三秦、四燕、五凉及夏、成(成汉)等十六国。这些地区的统治者,多数为了利用佛教以巩固其统治而加以提倡,就中在后赵、前后秦、北凉均盛,特别是二秦的佛教,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极重要的地位。南方为东晋王朝所保有,其文化是西晋文化的延长,一向和清谈玄理合流的佛教,也随着当时名僧不断地南移。 　　二 　　当时的著名僧人有支遁、高坐道人、竺法深和竺法汰等人。支遁,字道林,本姓关,陈留人。常被称为林公或林法师。在这些僧人中,最同时具有名士与名僧风范的就是支遁了。他平日喜游山水,养鹤喂马,好用诗阐扬佛理或吟咏山水。对于当时名士喜好老庄的兴趣,他也同样有。支遁与殷浩、许询、孙绰、郗超、王敬仁和王文度等名士都有交往,或是禅理,或是文学,或是相互排调。所以可以说,支遁是名僧与名士的双重统一体。支遁同样受到了东晋统治者的重视。晋哀帝即位后多次派使者请他进建康讲学。当时朝野对佛教相当信奉,相传西晋时代东西两京(洛阳、长安)的寺院一共有一百八十所,僧尼三千七百余人(法琳《辩正论》卷三)。这虽然是后世的记录,未必即为信史,然而竺法护时代已有“寺庙图像崇于京邑”之说。而见于现存记载中的,西晋时洛阳有白马寺、东牛寺、菩萨寺、石塔寺等十余所。可见统治阶层及士族对佛教的重视。 　　支遁与名士之间的交游,从很多方面都有表现。《高僧传》云:“王?骷?重道林。尝曰:‘造微之功,不及减辅嗣。’”《世说新语?文学篇》载有“太原王?魉薰咕?理,撰其才辞,往诣遁,作数百语。自谓遁莫能抗。遁徐曰:‘贫道与君别来多年,君语了不长进。’?鞑讯?退焉。”《晋书》中谢安还没有出仕前曾居住在会稽。与支遁、许询和王羲之等相互交游,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郗超在《与亲友书》中写道“林法师神理所通,玄拔独悟,数百年来,绍明大法,令真理不绝,一人而已。”有这些可以看出,支遁在于名士之间的交游中不仅涉及到佛理玄言,还有文学创作上的交流。 　　高坐道人,《高坐道人别传》曰“和尚胡名尸黎密,西域人。传云国王子,以国让弟,遂为沙门。永嘉中,始到此土,止于大市中。和尚天资高朗,风韵遒迈。丞相王公一见奇之,以为吾之徒也。周仆射领选,抚其背而叹曰:‘若选得此贤,令人无恨。’俄而周侯遇害,和尚对其灵坐,作胡祝数千言,音声高畅,既而挥涕收泪,其哀乐废兴皆此类。性高简,不学晋语。诸公与之言,皆因传译。然神领意得,顿在言前。” 　　以上的引文对高坐道人进行了简单的介绍。他与王导、庾亮、周凯和桓彝等交游甚密。正如上文所说,王导“一见奇之”,王导在晋渡江前后是政坛上的重要人物,晋元帝践祚时请王导同坐御床就可以从中窥知。《世说新语?赏誉篇》中“时人欲题目高坐而未能,桓廷尉以问周侯,周侯曰:‘可谓卓朗。’桓公曰:‘精神渊箸。’”桓彝与周凯对高坐道人的评价也可看出他们对高坐道人的欣赏。在周凯死后,高坐道人前往哭灵,恰恰凸显了他们之间的深厚友情。 　　竺道潜,《高僧传》四云:“竺道潜字法深,姓王,琅邪人,晋丞相武昌郡公敦之弟也。年十八出家,事中州刘元真为师。晋永嘉初,避乱过江。中宗元皇及肃祖明帝、丞相王茂弘、太尉庾元规并钦其风德,友而敬焉。及中宗肃祖?N遐,王、庾又薨,乃隐迹剡山,以避当世。”《世说新语?德行门》刘孝标注“僧法深,不知其俗姓,盖衣冠之胤也。道徽高扇,誉播山东,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