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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二十世纪《水浒传》的戏曲传播 　　摘 要： 二十世纪水浒戏曲的传播主要是以宋江、武松、鲁智深、李逵为主角的剧目。“五四”运动以后，欧阳予倩改编的京剧《武松与潘金莲》，洪深改编剧的评剧《阎婆惜》，都体现了妇女解放思潮。抗战时期至建国初期水浒戏曲的改造，以《逼上梁山》和《三打祝家庄》为代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水浒戏曲出现新变，魏明伦的荒诞川剧《潘金莲》产生了轰动效应。 　　关键词： 二十世纪 小说《水浒传》 戏曲传播 　　 　　戏曲传播历来就是造成小说《水浒传》影响深入人心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因此，研究《水浒传》的传播方式，就不能忽视戏曲传播这一重要渠道和主要传播方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梆子戏、柳子戏、黄梅戏、昆曲等地方戏中均有多种水浒戏上演不衰，其中昆曲中就有三十余种。据王晓家考证，现存水浒戏中，京剧中有一百二十八种。活跃在京剧舞台上的水浒戏，以武松、鲁智深、李逵为主角的剧目，所占比例很大。［１］这是因为武松的慷慨神武、鲁智深的侠义豪爽、李逵的粗夯莽直的形象一直受到历代读者的喜爱，其故事已经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他们身上的传奇故事对读者具有莫大的吸引力。 　　一、“五四”运动以后水浒戏曲传播的时代内涵 　　“五四”运动以后，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传入中国，追求个性自由、妇女解放成为时代的大潮。欧阳予倩改编的京剧《武松与潘金莲》于1928年在上海天蟾舞台首演。此剧与传统描写潘金莲的戏立意不同，内容强调潘金莲对性爱的追求和渴望。白玉霜在戏中把潘金莲演成一个为爱而牺牲、打破伦理观念的勇敢者，改变了潘金莲“淫妇”的形象。《守灵》一场，作者借潘金莲之口，控诉了封建礼教和旧婚姻制度对女子的残害。最后《杀嫂》一场，潘金莲更有大段念白，表明自己灵魂早被武松取去，肉体已不足惜，并表示能死在心上人武松之手，也是幸福的。此剧在上海演出，连告满座，盛况空前。当时的《申报》曾以“历史上一个委屈的女性，人世间一件终古的恨事”作评，对潘金莲寄予了同情。此剧为潘金莲翻案，把她塑造成封建婚姻的叛逆者、自由恋爱的追求者，甚至给人以“妇女解放前驱”之感，虽然也存在着矫枉过正的毛病，受到当时一些保守顽固势力的非难和指责，但《潘金莲》毕竟顺应了时代潮流，启迪了人们的思想，契合了广大民众的心理，所以自从它问世之后，便得到受众的认可和喜爱，成为戏曲舞台上长演不衰的剧目。六十年代初，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猛进秦剧团据此剧改编成秦腔演出。八十年代，魏明伦又在此基础上创作了轰动一时的荒诞川剧《潘金莲》。 　　三十年代，与欧阳予倩的《潘金莲》命意相同的还有洪深编剧、白玉霜主演的评剧《阎婆惜》。该剧1936年在上海恩派亚戏院首演，各场依次为《卖身》、《藏姣》、《借茶》、《拾巾》、《下书》、《闹院》、《杀惜》、《情死》。评剧《阎婆惜》与其他剧种不同之处在于：张文远在阎惜姣被杀后，内心痛苦，终在神经错乱恍惚迷离中随阎惜姣鬼魂而去。剧本还把宋江写成一个“混”衙门的土豪，惜姣对他厌恶，遂和张文远有私，对惜的身世和命运寄予了同情。 　　二、抗战时期至建国初期水浒戏曲的改造 　　1942年在延安抗日根据地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的新的文艺政策。作为对这一文艺政策的积极响应，反映阶级斗争和人民斗争智慧的水浒剧《逼上梁山》和《三打祝家庄》诞生了。《逼上梁山》1943年由延安平剧院杨绍萱、齐燕铭等集体编剧，1944年1月2日由中央党校三部于延安首演。该剧把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着眼点不是坐实于林冲这一形象的阶级属性，而在于他从忍受走向反抗的过程所体现的普遍意义，在于编导者在挖掘“林冲夜奔”等传统“水浒戏”的含义时体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创作观念。该剧的编导们说：“中心问题，则是这个剧的主题，主要的不应该是林冲的遭遇，个人英雄的慷慨和悲歌，君临于群众之上；而是在林冲遭遇的背后，写出广大群众的斗争和反抗，一个轰轰烈列的创造历史的群众运动。在这个运动中林冲被推动走向革命，而且林冲只有与群众结合才有出路。因此就必须明确地、对比地写出统治与被统治的两方面的阶级斗争，群众怎样团结了自己，怎样争取了朋友，并联合起来战胜了敌人。”刘芝明指出，正是在这样的创作思想指导下，编导者在《水浒》本来的情节基础上，增加和充实了一些内容，如“借粮”、“草料场”、“动乱”等出戏，从而“把农民表现得有力些”。［2］在“结盟”一场中让李小二提出奔梁山，来启发林冲。在火烧草料场时，又写群众与林冲并肩作战、至仁至义地保卫了他。于是林冲感激地说：“想俺林冲，到处被奸贼陷害，又到处遇父老兄弟搭救，今后咱只有与群众同心协力推翻无道昏君。杀尽奸邪，打开生路。”这就从旧题材中引申出新的主题：压迫与造反、人民与革命的必然联系。 　　《三打祝家庄》由任桂林、魏晨旭、李伦1944年于延安编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