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宋齐两代宗室及儒学关系.docVIP

南朝宋齐两代宗室及儒学关系摘 要：多灾多难、动荡不安、鼎革嬗变、血雨腥风对南朝一百六十多年的历史而言，可谓是最恰当的描述，也是人们对于南朝普遍的印象，这一时期的儒学也被蒙上了昏暗的色彩。然而南朝四代君主不遗余力的提倡还是使得儒学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其中南朝的宗室贵族为恢复儒学也做出了相当的贡献 关键词：南朝；宋齐；宗室；儒学 南朝上承魏晋，在玄学的浸润之下，南朝的士大夫阶层深受其影响，谈玄的风气仍然很盛行；这又为佛教在南朝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土壤，玄学深邃的逻辑思辨与佛教深奥的义理阐发一拍即合，这样的历史际遇使得南朝儒学发展步履维艰。道教作为中国本土的宗教，此时也在组织和思想体系上更加系统化，因此南朝儒学要取得发展就离不开各个阶层的努力。南朝宗室贵族作为文化底蕴相当优越的群体当然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宋、齐两代是南朝儒学的恢复和发展阶段，这个阶段宗室贵族与儒学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一、刘宋宗室与儒学的关系 钱志熙在《魏晋南北朝诗歌艺术原论》中提到：“宋朝虽只有半个世纪，但在学术上所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且高质量的。这样的成绩，充分证明了刘宋时期博学著述的风气之盛，是东晋中期所不能比的。但这个时期的学风，并不单纯求博，也还追求精，重视继承，更重视创新，天份与学力并重，实有融合东晋学风的特点，其造诣之高，则可说是越两晋而可与汉魏比美。”[1]刘宋时期出现的如此精博的学风不但和帝王的提倡和儒生的追求息息相关，同时也与宗室子孙的努力密切相连。说刘宋时期之儒学“越两晋而可与汉魏比美”或许是溢美之辞，但这样的发展高度却正是刘宋王朝梦寐以求的 刘裕发迹于寒门，当成为南朝的开国皇帝之后，其本身的文化素养与其阶级地位之间的差距时时触动着他敏感的神经。因此，刘裕无时无刻不在寻找提高其本身文化地位的机缘，对宗室子孙教育的煞费苦心就是这一“寻找”的直接反映。刘裕北伐时，曾延请周续之为世子讲《礼》月余。继刘裕之后，其子刘义隆更是励精图治，于元嘉二十五年为雷次宗筑室钟山西岩下，谓之“招隐馆”，为皇太子、诸王讲《丧服》。与此同时宗室子孙不仅在武帝和文帝的组织之下研习经典，而且他们更是自觉地接受儒学的洗礼 刘义庆是长沙景王刘道怜的次子，因其叔父临川王刘道规无子，即以义庆为嗣。义庆雅好文章，幼为高祖刘裕所欣赏，常曰“此我家丰城也”。据《宋书，寡嗜欲，爱好文义，才词虽然不多，却是宗室之表率，也正因为如此高祖才将长江上流之重镇荆州交付他来管辖。在担任荆州刺史期间刘义庆鞠躬尽瘁，“性谦虚，始至及去镇，迎送物并不受”[2]，而且刘义庆“留心抚物，州统内官长亲老，不随在官舍者，年听遣五吏饷家。先是，王弘为江州，亦有此制。在州八年，为西土所安”[2]。赫赫政绩的取得是与刘义庆的儒雅气质分不开的。元嘉年间，文帝下诏招贤纳士，刘义庆积极招聚文士，文贯当时的太尉袁淑、吴郡陆展、东海何长瑜、鲍照等都因为文辞之美被刘义庆引荐于朝。刘义庆本人也在文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除了撰有被鲁迅先生誉为“名士的教科书”的《世说新语》以外，还有《江左名士传》一卷、《宣验记》十三卷、《幽明录》二十卷、《徐州先贤传》一卷等。就连被废的庐陵王刘义真也少好典籍，喜爱文义，不仅与兼内外之学的慧琳关系融洽还与旷世奇才谢灵运情款异常 建平宣简王刘宏字休度，是文帝的第七子，他少而闲素，笃好文籍，太祖对其宠爱异常，为立第于鸡笼山，尽山水之美。刘宏为人谦俭周慎，礼贤接士，明晓政事，因此获得了皇帝的信赖。刘宏之子刘景素，少爱文义，有其父之风。“时太祖诸子尽殂，众孙唯景素为长，建安王休?诸子并废徙，无在朝者。景素好文章书籍，招集才义之士，倾身礼接，以收名誉，由是朝野翕然，莫不属意焉”。[3] 南朝宗室贵族对于儒家文化的主动追求，不仅表现在博学著述上，而且他们还将儒家思想与其所处的阶级地位紧密地绑定起来。他们或研习经典、或礼贤下士，或政绩卓越，为儒学的恢复奠定了基础 二、萧齐宗室与儒学的关系 齐高帝萧道成生于元嘉之世，年少时就受到良好的儒学教育，他沐浴在元嘉之治的盛况里自然受到了熏陶，所以他重视以儒学来教导子孙，他始终以长远的眼光和睿智的思考来谋划教育子孙和启迪后代的方案。豫章文献王萧嶷，是高帝第二子，“身长七尺八寸，善持容范，文物卫从，礼冠百僚，每出入殿省，皆瞻望严肃”[4]。也由于他宽仁弘雅，有大成之量，太祖特钟爱焉。萧嶷对待儿子子廉、子恪也总是循循善诱，谆谆教诲，期以进步。临终前萧嶷召子子廉、子恪曰：“若天道有灵，汝等各自?立，灼然之分无失也。勤学行，守基业，治闺庭，尚闲素，如此足无忧患。圣主储皇太诸亲贤，亦当不以吾没易情也。”[4] 江夏王锋是高帝的第十二个儿子，他生性方整，好学书，无纸札便倚井栏为书，书满则洗之，刻苦练习，日复一日。早晨不肯拂窗尘，而先画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