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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谐社会中法自由价值构建摘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然要求推进民主法治建设。自由是人类追求的一种目标和生活境界。在实现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法是社会的主要规则的时代，自由需要通过法和在法的范围内来实现。当代中国法律应当以自由本位为价值观，以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作为中国现代法治的新走向 关键词：和谐社会 自由 法治 权利 作者简介：胡悦，1983年6月出生，女，陕西西安人，硕士，研究方向：政治；张晓荔，1970年7月出生，女，陕西西安人，硕士，研究方向：政治 法治已成为当代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历史潮流和大趋势。法治作为人类最高法律秩序，重理性，讲规则，法律至上性是其突出特点，但法治能否得到确立和实施最终还是“人”的因素在起作用。中国人讲究“仁爱”、“爱人”，儒家提倡的仁、义、礼、智、信与现代法治精神不仅不相矛盾，反而具有一定的契合性，体现出中国文明的精髓――和谐。因此，法治必须以人为本，在法律制度设计中必须考虑的人的需要，着眼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事实上，要求自由的欲望乃是人类根深蒂固的一种欲望，自由是构成人类理想的要素，同时也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基本的价值取向，所以历史上许多著名的思想家都孜孜不倦地分析自由的概念，探究自由的本质，并为人类的自由呼喊和斗争。而法治也在保障和促进自由的过程中成为自由的象征。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和谐社会，必定是一个法治社会，惟有法治方有和谐 一、我国法的自由价值的缺失 法的价值是法律作为客体对主体――人的意义，是法律对于人的需要的满足。法律是“自由的科学”，“为了保障自由，我们才是法律的奴仆”等的脍炙人口的格言法谚阐释了法律和自由的内在联系，自由成为法律无法磨灭的胎记。而且，当代中国正进行着一场深刻的体制变革，自由的价值在更深层次上契合了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诚然，由于主体多元性及其需要的多样性，相应的法的价值自然不限于正义价值、公平价值、自由价值、秩序价值等，但比价值的认知更重要的是对价值冲突的协调。笔者认为，在当代中国，相对法的其他价值而言，法的自由价值的缺失仍然严重存在，这种缺失不仅体现在观念方面，而且已影响到法治建设，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缺乏自由的文化传统。“对于人来说，只有体现自由的东西才是好的”1，如果人没有自由，完全为客观所决定，那么人的社会性也会消失。而在我国，从形式上来说，尽管“自由”一词早在《礼记》《后汉书》就出现，但是当时没有对自由进行深刻的认识和深入的挖掘，只是偶尔出现的普通用语。从实质上来说，在当时，民众对于自由的追求在长期的封建大一统社会状况下，在强大的专制政权的作用下，根本不可能形成自由主义的氛围。特别是自施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凡有违儒家经典的言论，有悖于纲常礼教行为统统斥之为逆行，要受到宗法制度的惩罚，这给处于社会关系中的每个人都戴上了一层难以挣脱的枷锁。种种限制自由的思想和举措在民众追求自由主义的道路上扮演着的“刽子手”的角色，严重窒息了人民的自由和民主，老百姓很清楚自己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但不知“权利”、“自由”为何物。直到今天，“权利”、“自由”仍在很大程度上是学界和媒体所偏爱的用语，而民间对此还较为陌生。鉴于此，笔者认为，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应该把人的自由和权利作为永恒的主题，充分尊重人的能动性和创造精神，以人权为核心来构筑，真正把以实现人的自由作为法治的目的和归宿。因为培育民众法治信仰的一个起点，就是要求民众首先具有自由之精神 权力的强力加强。在我国，没有自由的传统，却有权力肆虐的历史。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模式，一切立法、司法、行政大权最后都听命于皇权。皇帝贵为天子，其权力是天赋的，其范围是无限的。以强权为后盾的官僚机构是民众的衣食之母，对民众的所有活动都要进行管理，以此维护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在这个意义上，强权和自由是根本对立的。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当家作主，对国家制度进行根本改造，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权力过分集中自由并没有被足够尊重，“以言代法”、“以权大法”虽是前近代专制统治时代的惯性思维，如今仍然被少部分官员奉为信条，他们从个人好恶和主观经验出发，随意决策，朝令夕改，不守秩序，不受约束，“长官意志”被发挥的淋漓尽致，他们的“报告”、“命令”中也提及“法律”，但这一本来神圣的法治术语已沦为人治的遮蔽羞布。也有些官员把“权”与“法”当成可交互使用的工具。在在少数官员的眼中，法律的锋芒只针对民而不针对官，现实中某些管理者受“依法治国”的“启示”，提出“依法治县”、“依法治水”等似乎与法治持边的口号，但又有几人能清楚的认识到管理者自己首先应该依法办事呢？而这恰好是“法治”的精神之所在。因此，官方片面为民众套上法律的“紧箍咒”恰恰是对法治的亵渎。施行法治，就要认同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合理界分，特别是要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