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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舆论监督节目如何防范和规避法律风险 　　近年来，随着媒体新闻侵权案件的不断增多，媒体记者如何应对因采访活动而产生的法律风险，成了新闻界、法律界不断探讨的话题。据了解，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某公司业务经理杜某一纸诉状将《民主与法制》杂志两名记者以涉嫌诽谤罪告上法庭，开启了全国诉讼媒体案的先河。自此，全国对某些新闻报道有异议而追究新闻媒体法律责任的新闻诉讼屡屡发生 由于我国新闻立法滞后，法院审理新闻侵权案件往往采用民事审判规则，使得媒体和新闻工作者在目前的新闻侵权案件中往往处于不利地位，在日常新闻采访活动中，如何避免法律风险又是新闻媒体和记者难以把握的业务难点。媒体记者一方面要实现宪法赋予新闻工作者的言论自由、舆论监督自由，实现新闻工作者的采访权、报道权，维护新闻机构和新闻工作者的合法权益和利益； 另一方面，又要确保公民和单位的合法权益不受新闻的侵害，这已成为当前新闻传播活动必须面对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因此，新闻工作者特别是在做舆论监督报道中的记者有必要了解如何在新闻活动中尽量避免和减少“新闻官司”，以规避法律风险。本文就舆论监督节目在新闻采访中如何防范和规避法律风险谈点粗浅认识 1 隐性采访 隐性采访是新闻舆论监督记者在采访中常用的一种方式。恰当地运用隐性采访，可以提高新闻调查的质量，加强舆论监督的力度。但如果隐性采访使用失当，会给媒介及整个社会带来许多的不利影响，并产生新闻越权、侵权等诸多法律问题 隐性采访有两点基本特征：一是隐瞒记者身份，二是隐瞒采访目的。新闻媒体通过记者进行的隐性采访，可以获取其他采访手段难以获取的新闻事实，可以更好地进行新闻舆论监督，是“公开采访”的重要补充 2011年10月27日晚至28日凌晨1时许，央视记者搭乘一辆运煤车行至山西岚县和盂县境内时分别被拦下，交警分别收取司机100元和50元后，未开任何单据便放行。此时，记者就进行了隐形采访，将全过程一一真实地记录下来。后来，虽然被当地交警发现记者拍摄后抢夺摄像机，并以 “设备损坏补偿”名义强塞给记者2万元，但是记者处理得当，将这两万元交由当地纪检部门处理。11月21日，央视播出该报道后，公安部派出督察组赶赴当地展开调查。如果不是隐形采访，记者就不会做出如此掷地有声的报道，就不会让人清晰地记得戴着墨镜、指手画脚、索要罚款的“野蛮警察”形象 但是，隐性采访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容易引发法律冲突，导致法律问题出现。因此，在肯定隐性采访的积极意义的同时，我们也要对隐性采访进行法律制衡 （一）、采访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1.公共利益原则。世界各国对于隐性采访是否违法的判断标准，大多以是否符合公共利益为衡量标准。这就是著名的公共利益原则。该原则一般认为应当符合以下先决条件：第一，其针对的，必须是已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严重侵犯公众利益的行为；第二，采用隐性采访手段实为不得已而为之；第三，已得到相关部门的批准授权 隐性采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应该定位于维护公众利益。它是实现公众知情权的重要途径，是社会和公众认可其合理性的基础。这也是记者和媒体基本的价值取向，是确定是否有必要用隐性采访手段和把握新闻事实的标准。在对以往的许多地方重大事故的报道中，我们能强烈地感受到地方官员出于地方保护主义或者出于私利，有意隐瞒事态真相和编织地方保护网。这给记者的采访带来很大的困难，从而使得公众无法获取真实的情况。在这样的背景下，隐性采访是新闻记者揭露和批评丑恶现象、维护公共利益的重要方法。因此，隐性采访的合法合理使用，必须以维护社会公众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知情权为出发点，而不能是为了满足公众的好奇心而采用 2.公正原则。在隐性采访中，采访者应当以观察者或一般性的身份介入，不应成为新闻事件的决定性力量，不能主观的去干涉事件的发展，影响其进程和结果。应全面客观地看待社会事件要尊重被采访者的正当要求和权利，不能侵害其合法权益，对涉及的当事各方要平等视之 3.被动介入原则。在隐性采访中，采访者的目的是采集新闻事实，而不是收集犯罪的证据。采访者应该是该事件的观察者、记录者，而不应该是事件的制造者或引导者。因而，隐性采访中，采访者应当是被动的介入事件当中，而不能主动的诱导对方引发或制造所谓的“新闻” （二）、隐形采访时要注意度的掌握 1.进行隐性采访时采用的工具应合法。我国《刑法》第283条也规定：“非法使用窃听窃照器材，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两年以上徒刑，拘役或管制”。也就是说，隐性采访使用的工具是有限制的，如果打破这个限制必将受到法律制裁。所以隐性采访，也不可以使用专用间谍器材范围的偷拍偷录设备 2.采访时伪装的身份应合法。在采访中记者为深入了解事实真相往往以替代身份进行隐性采访。但这并不意味着采访者可以假扮任何人。根据我国有关法律，采访者不能扮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