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改革是激化发展新动力的关键.docVIP

结构性改革是激化发展新动力的关键 　　由于长期受“三驾马车”短期调控理论的误导，一直把重心放在短期刺激政策方面，而基于整体的结构性改革认识不到位。当前经济中的扭曲，只是一个病症，病因在政府与市场、社会以及中央与地方这整个治理结构有问题，核心在政府治理不到位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刘尚希 我国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是结构性问题，包括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区域城乡结构等等。结构性问题从来都是整体性问题，事关国家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发展的新动力 结构性改革是基于整体的辨证施治 结构性改革需要一种整体性思维，针对整体状况推进改革。借用中医学理念，就是基于整体、个性的辨证施治。结构性改革，既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对症治疗”，也不是有什么病治什么病的“辨病论治”，而是从整体把握问题（病症）产生、形成和演变趋势，抓住本质，并放到特定环境、条件下来辨证施治。问题是现象，不是本质;问题是个性化的，不是普遍性的;结构性问题是整体性的，不是局部性的。结构性改革需要辩证思维 从整体来看，我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仍需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尽管当前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与过去不同，从总量短缺变成了结构性过剩与不足，但从发展经济学来观察，都是结构变迁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从农业为主的结构向工业为主的结构转变，而当前正向服务业为主的结构转变。当前的问题是结构变迁中的问题，供给与需求都是结构变迁过程中的表象，其变化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供不应求和供过于求，都是结构变迁长河中的浪花，而结构变迁长河的发展趋势，并不是单方面由需求端或者供给端来决定的。从制度经济学来分析，结构变迁与制度变革有内在关联。这从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历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推动结构变迁的改革，都可以叫做结构性改革。不同的是，过去的结构性改革是基于经济增长，是以市场化为导向的;而现阶段的结构性改革是基于整体发展，包含但不仅限于经济增长，是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导向的。这种变化是结构变迁阶段不同而导致的 我国进入中高收入阶段，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7800美元。结构变迁就像人的成长，这个时候进入青年阶段，不仅仅身体在长，但长得慢了，而且生理、心理、精神各方面都在成长变化，从单一长身体到人整体的成长。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对我国的影响与我国对世界的影响日益呈现出不对称性的变化。结构变迁随之进入一个深层次，发展的整体性特征越来越明显，社会、文化、生态、环境与经济的关联也随之发生深刻的变化。人长大了，需要强壮的骨骼、成熟的心理和健全的精神来支撑。一个国家的发展也是如此。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内涵到现阶段也变了，从追求规模转向更注重质量，从追求速度转向更注重效率，从物质财富积累转向精神文化积淀。这意味着我国的结构性改革进入了新阶段。不仅改革的目标不同了，改革的条件、路径也变了，改革的方式也要相应调整。从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目标来看，当前的改革实质上是全面深化结构性改革，更加凸显基于整体性的辨证施治，重塑国家治理结构 富有新内涵的结构性改革再一次 嵌入到我国结构变迁之中 结构变迁进入新阶段，发展动力明显减弱了。这是为什么？从历史的角度和整体的视野来观察，其根源是结构性改革没有跟上，发展偏向于经济增长，改革偏向于政策替代，结构变迁所需的改革力量明显不足。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2013年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2008年遭遇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已经暴露出结构变迁缓慢，结构性问题加剧，发展动力减弱，但过于强大的政策刺激把这些都掩盖了，前期政策至今仍在消化，形成了“三期叠加”（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政策消化期）的格局 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深化结构性改革的号角，确立了新的改革目标，明确了新的改革任务。随着十八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的召开，“四个全面”战略部署的展开，富有新内涵的结构性改革再一次嵌入到我国结构变迁之中，改革之帆重新扬起。但毋庸讳言，改革进入深水区，改革的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改革的难度和复杂性也大大增加，改革空转打滑的现象也未能避免。这给基于整体发展，推动结构变迁的结构性改革平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改革打滑的风险明显增大了 发展的驱动力来自于结构变迁，即资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结构变迁的驱动力则来自于结构性改革，从整体看，是国家治理结构的重构，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从核心看，是政府治理的改革，向市场、社会和地方进一步分权，在简政的同时，切实解决政府“缺位”和“越位”的问题。当前表现出来的产能过剩、杠杆泡沫、创新不足、效率不高、城镇化滞后，都与政府治理进展缓慢有内在关系 从我国当前经济运行来观察，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总量性矛盾，而是结构性脱节，即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之间不匹配。需求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