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及《论语》君臣观之比较.doc

《左传》及《论语》君臣观之比较[摘 要] 《左传》的思想，究竟乃是非颇缪于圣人，还是好恶与圣人同？本文从《左传》、《论语》中所集中体现的君臣观入手，比照二者之间的相似之处和存在的差异，以及由此所体现的二者价值观异同 [关键词] 《左传》 《论语》 君臣观 从现存三传的典籍看，《左传》更多属于史书。一般意义上说，史书当然是尽可能要反映历史真实的。但是纯粹客观的历史真实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历史本身就是复杂的，而记录又是一个挑选组合的过程，所以成文历史大多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其记载本身就反映记录人一定的主观意图。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可以简单讨论一下《左传》所体现出的作者思想倾向 向来说到《左传》的思想倾向总是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从刘歆立《左传》于学官时博士们的反对开始，一直有人认为《左传》是非颇缪于圣人；而从班固称左氏亲见夫子开始，一些人则认为《左传》最能得孔子的真实思想，所谓好恶与圣人同。相比而言，后种意见似乎更盛。下面我们就主要以《论语》为孔子思想的载体，来比照下两者的君臣观 《左传》所反映的本来就是一个动荡的时代，但它在涉及周天子和诸侯间的关系时仍然是比较保守的。虽然也偶尔表现出对于周朝日渐衰败的德行的不满，总体上还是表达了要尊周的意愿。当狡诈的晋文在勤王后要求隧葬仪式时，《左传》通过周襄王之口曰： “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恶也。”尊周有功的齐桓受胙，即使周王有后命，也不敢在礼节上有丝毫懈怠①。称霸一时的齐桓、晋文尚且如此，更遑论蛮夷之邦了，于是王孙满在答楚人问鼎时就大言不惭地答到：“在德，不在鼎。” 然而无可改变的事实是：周德所剩无多，诸侯争霸的时代已经来临，周王室已是风雨飘摇。正是基于此，《左传》的作者经常不自觉地表现出一定的妥协性。不可改变的时代衰败使得《左传》作者对于霸主们打着周室旗号的行为是赞赏的，毕竟这种行为从形式上看仍然是对周朝天子的尊重 如果说在是否尊周的大原则上《左传》还带有保守性，那么在诸侯和卿大夫间的关系上，它却明显受时代影响有着激进的倾向，这点多少让秦汉后的人难以理解。他认为：人臣应该尽力辅佐君王，但如果君王无道，不可危身事主，必要时人臣甚至可以出君，更甚者，可以弑君。《左传》中鲁昭公被逐死于国外以后晋国大臣的议论可谓触目惊心： 赵简子问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何也？”对曰：“物生有两、有三、有五、有陪贰。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体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诸侯有卿，皆有贰也。天生季氏，以贰鲁侯，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②” 至于孔子，情况则截然不同。即使在大厦将倾前夕，他仍大力维护周朝的权威，而其“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颂赞、追慕，在当时的现状下看来多少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首先，孔子认为政权要在天子手中，要在诸侯手中，正所谓“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正所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其次，孔子以为：作为大臣，为了君主、社稷可以不顾安危，要“事君能致其身”，也就是孔安国所理解的：尽忠节不爱其身。孔子在《论语》中多处提到仁，仁是孔子评价系统的最高标准。当仁和自身安危发生矛盾时，孔子的主张是“践仁而不爱其身”。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正是鉴于此，孔子赞赏比干、伯夷、叔齐的精神，他们在乱世能不与世浮沉。也是鉴于此标准，孔子多处推崇管仲，因为管仲在公子纠被齐桓杀害后，能以社稷为重，放下个人恩怨，尽心辅佐曾经是政敌的国君，最终壮大了华夏的声威，而不是简单地一死了之。无怪乎孔子评价他“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这也就是曾子所说的“得正而薨”吧 而孔子对于春秋霸主的评价也是以其对周朝统治的贡献和恭敬为参照的。最明显就是对齐桓、晋文不同的评价。子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③” 正如董仲舒所说：“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谓之大德，大德无?闲者，谓正经。诸侯在可以然之域者，谓之小德，小德出入可也。”④晋文虽然有小善，但大德有亏，此指责缘于其召天子而使诸侯朝之。《左传》以直笔书该事，而仲尼为顾及周朝的面子将这一无礼行为讳书曰“天王狩河阳”，可见孔子对于晋文凭个人势力而左右周天子很不以为然。齐桓虽然也有些小毛病，但总体能大德无亏，对待周朝甚为恭敬，更知道伐楚以王义，责包茅之不贡不入，问昭王南征不还。这种即使发动战争也以捍卫周室为名义的行为，是为孔子所深许的 孔子对鲁国君臣关系的感受更为直接。虽然公室衰败了，但他拥护公室的态度仍然坚决，无法动摇。礼乐是古代等级制度最直观的表现，篡乱往往是从礼乐的僭越开始的。《论语》中留下了当时季氏许多明目张胆的违礼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