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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的语言表达经验问题 　　在阐述新闻的语言问题之前，必须对新闻活动的性质作一个解释。从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关于精神科学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在旨在征服自然的自然科学之外，还有陶冶人心、教化人类、在不同世代和民族之间促成沟通的人文科学，它也是精神科学的主导。伽达默尔指出，要“在经验所及并且可以追问其合法性的一切地方，去探寻那种超出科学方法论控制范围的真理的经验。这样，精神科学就与那些处于科学之外的种种经验方式接近了。即与哲学的经验、艺术的经验和历史本身的经验接近了，所有这些都是那些不能用科学方法论手段加以证实的真理借以显示自身的经验方式。”新闻的存在是依赖语言对客观进行解释，并达到人与人之间产生思想反应的目的，它给了人们一种不能通过科学分析手段而获得的历史经验，属于一种超出自然科学方法论指导的特有的经验活动。由此，我们可以将新闻纳入精神科学的范畴。 　　从精神科学中的人文主义传统的四个基本要素“教化、共通感、判断力和趣味”出发，我们发现任何一条新闻与艺术作品一样，都暗藏着这四个基本要素。 　　在中国，每年的八九月份都会有一批内容相同的新闻见诸报端，如贫困家庭的孩子没钱上大学，许多报道极具煽情性。例如，有一对兄弟，同时考上了大学，一个在清华，一个在北大。然而他们的家庭非常贫穷，父亲做临时工，母亲重病在身，已花去家庭大部分积蓄，兄弟俩在读高中时一星期只有五元钱的生活费。拿到录取通知书后，父亲含泪说，我拼了老命去借钱，也只能供你们中的一个去学校报名。哥哥为了让弟弟去上学，决定用自杀的方式结束生命，被弟弟发现后弟弟哭着说，要死一起死。兄弟俩在山上上吊时被邻居发现，双双被救……新闻一见报，便产生了巨大的精神认同。慰问的，捐款的，要认他们为干儿子的……各职能部门开始行动，趋之若鹜。 　　先用情感判断方式来分析一下这条新闻，首先它具有共通感，“我要读书”和同情弱者是社会的道德共性。人们获悉这个信息后，立刻会和自己的感觉经验相沟通，马上在精神和物质上作出反应。原因就是与新闻中的人物产生了共通感，继而影响其判断力。这条新闻对读者来说并不具普遍意义，这又恰恰符合了人文主义传统的第四个基本要素“趣味”。在趣味认识方式中，关键的并不足普遍准则，而是具体的情况。最终这条新闻潜移默化地达到了“教化”的目的，读者也正是通过慰问捐款同情等形式，升华了自己。 　　如果将这条新闻放在自然科学分析的显微镜上，它不仅不会产生“凄美”，让人感动，恐怕在追问中还会让人们产生完全相反的结果。让我们来还原以上新闻可能的本来面目：那对兄弟还有两个姐姐、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是典型的超生家庭，是越生越穷的典型。母亲因不喜欢父亲而与人偷情，被父亲酗酒后殴打致病，父亲是村里的二流子，多次被工厂开除，只能做做临时工，兄弟俩也没自杀，而只是跟别人说想自杀。再由此延伸到社会制度、考试制度、未来的大学、村官腐败……新闻与读者产生的共通感此时可能就是另一种类型，其结果也完全可能相反。 　　新闻是人与人之间的精神活动，是一种自我理解。新闻将人的心灵作为突破口，它并没要求1+1=2，也没有具体的数字化指向，但它所产生的后果是事先无法估量的。 　　20世纪80年代的东欧剧变苏共垮台就是从新闻开始的。曾经有人不解地问前苏联领导人：苏共在国内是绝对的第一大党，也管军队。为何会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被瓦解?回答：我们忽视了新闻对人民的精神作用。正是苏共机关报《真理报》不断地对社会制度的批判与揭露，使得苏联人民对信仰产生怀疑。当以叶利钦为首的在野党开始反击苏共时，媒体又推波助澜，导致坚持了近百年的社会主义大厦瞬间倾倒。 　　人足需要与时俱进的，这个“时”是什么?对个体来说不仅仅是时代，更足一种适应时代的本领。阿尔温?托夫勒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指出：“新的信息影响，不断地迫使我们尽快地修正脑子里储存的形象。以过去现实为基础的旧形象必须替换掉。否则，我们就会脱离现实，就会在竞争中越来越软弱无力，就会感到无法应付生存。”而现在，几乎所有跟我们生活有关的信息均足从新闻渠道发出，离开新闻的日子变的十分可怕。我们在得到经验之前相遇的是语言。 　　我们可以把新闻拆开，看看里面究竟有什么?然后就发现其现实性、历史性和局限性均来源于各种语言。例如：文学语言、版面语言、镜头语言、网络语言……由语言对新闻进行提炼、加工、剥离。不同的语言形成不同的新闻风格，而风格的形成是新闻能否清晰准确被公众所理解所接受的关键。这就是为什么媒体都把政治定位与市场定位看成是成败关键的缘故。所谓的定位，就是语言的限定，即跟什么人说什么话。 　　美国《华尔街日报》在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始终用“六栏横排”的版面语言面对读者。它在世界上第一个使用电传，但它却不肯使用彩色照片和图案；它只在发生“珍珠港事件”“沙漠风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