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派艺术的当代意义.docVIP

梅派艺术的当代意义 　　刚刚过去的2013年是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首次莅沪演出一百周年的正日子，这对京剧艺术而言、特别对上海的京剧艺术而言，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事情。之所以这样而论，在于当年的梅兰芳先生首次上海之行，不仅奠定了他在京剧艺术上的成功，铸就了他一生对上海的眷念，更重要的还在于，此次演出开创了旦角艺术在京剧中成为主导地位的先河，一改老生一统天下的局面。甚至可以说为四大名旦的崛起奠定了舆论基础并引发了观众审美趣味的转换。 　　回顾过去的一百年，由梅兰芳开先河，旦角艺术逐步与老生艺术并列，继而又超越老生形成以梅、尚、程、荀四大名旦为代表享誉艺坛。即使后来的四大须生，从社会的整体声誉上还是无法与四大名旦聚集而成的声誉相匹敌。而梅派艺术，又自然成为四大名旦之魁首。且百余年来薪火相传，依旧保持着中正平和的艺术品格，在舞台上散发着永恒的光彩。 　　从京剧艺术的角度看，从外国人对京剧的认知角度看，从京剧在国人心里的地位看，是绕不开“梅兰芳”三个字的。究其原因，大约有三个方面，梅兰芳先生给我们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他是一位集京、昆于一身的表演艺术大师。梅派艺术的形成，除了他在京剧剧目方面的积累与表现能力外，他对昆曲艺术的熟知与研习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正如他在《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一书中写道：“我提倡它的动机有两点：（一）昆曲具有中国戏曲的优良传统，尤其是歌舞并重，可供我们采取的地方的确很多；（二）有许多老辈们对昆曲的衰落失传，认为是戏剧界的一种极大的损失。他们经常把昆曲的优点告诉我，希望我多演昆曲，把它提倡起来。”短短的几句话中，梅兰芳先生的人品与艺术品格都清晰地彰显出来。而他对昆曲的学习也绝不是浮光掠影、浅尝辄止，是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的。他总共学会了几十出昆曲戏，其中在台上演出过的占十分之六七，演出过的昆曲剧目至少在二三十出以上，还包括他特别强调的两出吹腔戏《昭君出塞》、《奇双会》。这些深厚的积累，最终体现在他塑造出的众多戏曲人物上，这些艺术形象集中体现出梅派艺术的中和醇厚、大方典雅、含蓄柔和。他的这种艺术综合与探索的观念不断发展，形成了“移步不换形”的梅氏原则，使其一直都站在京剧艺术的制高点，梅派艺术所彰显出京剧艺术所代表的中华文化精神、气质与魅力，是永远不会过时的。 　　他也是一位戏曲教育大家。他为戏曲教学、人才培养所作出的贡献彪炳千秋。值得一提的是，他在1957年发表的《要善于鉴别精、粗、美、恶》一文，高屋建瓴地提出了演员要学会分辨雅俗、高低、美丑的问题，许多警句使人振聋发聩，富有现实意义。这篇文章，理应成为京昆表演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以及评论工作者一个必读经典。梅先生桃李满天下，许多门人后来都成为享誉梨园的大艺术家，像张君秋、杜近芳、李玉茹、陈伯华等，他们对老师的耳提面命，谆谆教诲终生不忘。梅先生因材施教，循循善诱的教学经验，对于如何借鉴梅先生的教育理念与方法，来发展与改革当下的京昆教学事业，也是一个很有价值的课题，值得我辈艺术教育者深思。 　　他还是一位积多元素养和在戏曲艺术上善取多元养分的积极实践者。他除了绘画与书法外，还在剧目的演出上一直秉承创新与借鉴、改革的原则。他编演新戏、对传统老戏或其他剧种的剧目进行重新创作、对昆曲的提倡及学习以及对时装新戏的探索，都是他一直在努力的事。徐城北先生在《京剧的知性之旅》一书中写道：“梅年轻时也很想‘革命’，不仅排演各种类型的新戏极多，更从艺术文化上连续进行过三次宏伟的‘大跳’――第一次，是在20世纪10年代中期偏后，身处京城京剧大本营中，却勇于接受新的文艺观念，先后（同时又是断续）革除了不少梨园旧俗；第二次，几乎是和第一次同时开始，一直延续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梅数度访问上海，接受了积极的海派戏剧文化，并把它‘拿’到北方，分期分批消化在自己的艺术实践中。第三次，是从20世纪20年代末期开始，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梅先后访问了美国和苏联，以东方的艺术和欧美西方文化进行对撞，于是他又成功了。”这段介绍真实地记录了梅兰芳的艺术探索心路历程。直到今天，艺术的传承与创新仍然是话题、昆曲正处于振兴之中、剧种间的借鉴与互动十分火热、东西方艺术交流依旧频繁，尽管这些都是梅兰芳先生当年已曾做过的，但这样的理念对于当今的艺术传承与发展，仍是圭臬。 　　“梅派艺术”，可以说已成为京昆艺术教育的典范课程。而上海戏曲学校与梅派艺术的渊源更是由来已久，当年的言慧珠副校长，是梅兰芳先生的得意弟子，也是梅派艺术的重要传承人。而俞振飞校长，则是梅先生的挚友，也是他舞台上多年的搭档。所以，上海戏曲学校很早就将梅派艺术的传习列为教学工作的重点，并在办校之初，就聘请杨畹农、魏连芳等名师，培养了许多出色的梅派艺术继承者，体现了学校在研究梅派、传承梅派上的诸多努力。直到今天，梅派艺术的传习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