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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对生物技术运用的风险认知 促进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除了需要财税政策、金融政策、公共政策等支持外，还需要公众的广泛“接受”，这正逐步成为保证这项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因为公众不仅是生物产品的应用者，也是生物产业带来的利益和风险的承担者，更是这项产业革命的评价者和其命运的最终决定者。因此，建立公众和消费者对生物科技、产品及法规的信心成了各国政府在制定生物产业政策中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欧洲的“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mdash;mdash;mdash;欧洲战略”报告①中就提出:可靠政策的核心要素是通过社会监督与对话，对由社会需求驱动的应用作出理性的选择，提高公众对基于科学的法规监督的信心，发展与伦理价值和社会目标相和谐的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当技术的发展与公众的利益相冲突的时候，通过对社会各群体需求的分析和把握，国家可以引导产业向着社会可接受的方向发展，政府的投资和研究开发由此可得到最为有力的保障。但是，我国对生物技术应用风险的研究和评估大多侧重在技术层面，生物技术的外在影响，如环境、社会伦理、公众接受的考虑往往成为次要因素，也就是说更强调以技术为中心，这不符合现代科技发展与社会和谐的宗旨。在我们2010年完成的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生物技术开发和应用的社会评价研究”中发现:我国对生物技术风险安全管理的投入无论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都很少;在政策的制定、实施、以及效果评价方面透明度不够，既较少考虑公众的参与，也缺少与社会公众的对话与沟通，更缺乏社会监督机制。这些问题已经在我国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陷入困境中体现出来。因此，我们提出了在生物技术产业政策制定、技术预见和风险管理过程中，确定社会需求评估体系、建立公众与技术交流机制的必要性。这会有助于提高国家和地区科技产业政策制定、实施和实现的有效性。 此外，由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不确定因素越来越多，已无法只凭科学证据提供决策支持，如生物学家无法提供转基因作物和食品对人类和环境安全的证据，同样生态学家也无法证明其存在的风险，因此，仅依据科学证据对转基因产品立法或作决策变得很困难。由此，国际上一些学者提出“规制科学”(regulatoryscience)①，试图架起科学与政策之间的桥梁，关注科学怎样在不确定性的基础上作出预见。也就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考察科学证据和政策之间的关系，探讨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关系。这些理论和管理模式都旨在面对技术发展不确定因素和潜在风险的时候，人类如何做出更明智的选择mdash;mdash;mdash;寻找社会、经济、政治利益最大化的决策支持模式。与传统的科技决策支持模式不同的是，将“公众参与”与“社会需求”凸现在一个重要位置上。 我们的研究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理论假设和我国生物产业发展的现实需求而提出，并试图通过我国公众对于生物技术应用的了解、关注焦点、以及对应用价值的评价，分析公众对于生物技术应用风险认知的特点和风险容忍的原因，探讨公众对生物技术应用的支持模式和支持条件，并尝试提出科技风险管理的基本模式。本文的研究数据来自我们2003年②，2006年③和2009年系列“中国公众与生物技术”的调查。2009年的调查采用修订的欧洲EUROBA-ROMETER64.3“公众与生物技术”问卷④，运用职业分层抽样的方式，对浙江省四个代表地区:杭州、宁波、温州和衢州的1212位公众进行了问卷调查。 一、公众对生物技术应用的认知与评价 (一)公众对生物技术应用的了解:知其名不知其意以转基因农产品为例，从2003年的很少有人知晓到2009年的几乎人人皆知，公众对生物技术在农业领域应用的了解大大增加(见图1)。但令人诧异的是，熟悉程度的增加并没有带来公众对转基因知识理解的提高。比较2003年到2009年，公众对转基因知识作出正确判断的比例没有任何改变(见表1)，仍旧有近50%的人对转基因知识作出错误判断。因此，可以说绝大多数人对生物技术应用的了解只局限于听说过这些技术的名称，并不真正了解其内涵和意义。 (二)公众对生物技术应用的关注焦点:效用认知超过风险认知为了了解公众对生物技术发展关心的问题，在2009年的调查中，我们询问接受调查的公众，如果要支持某项生物技术的研究，你想了解什么?以干细胞研究为例，公众最想获得的信息是研究所带来的效益和风险，其次是所采用的科学技术和方法，第三是相关法规(见图2)。回顾2006年的调查，我们让公众在生物技术应用带来的效益、风险和道德接受问题三者间作出重要性的判断，结果一半以上接受调查的人认为效益是最重要的，近三分之一的人重视风险问题，十个被调查者中一个会考虑道德接受问题(见图3)。可以看出，公众对生物技术应用关注的焦点在于这项技术带来的可期待的或可触及的利益与好处，风险与效益相比居于次要地位。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