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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议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 问题的提出 本文试图探讨已有文献中不曾注意到的一个影响因素，即企业的世代（ｃｏｈｏｒｔ）和年龄（ａｇｅ）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世代是企业创立的年代，企业年龄显然与其世代是完全相关的，但两者对企业经营行为和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可以（也应该）分开来看。成立于不同时代的企业，创立时的经济和政治环境、相应的国家战略和产业政策以及创办人或高管的经营理念、管理风格和企业文化等都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呈现系统的代际差异，因而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也可能存在系统性的代际差异，即代际效应。不管是否处于同一时代，不同年龄阶段的企业因自身生命周期而有不同的经营战略和行为，这也可能导致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差异，即年龄效应。在经验研究中，给定某一调查时刻，不同年龄企业差异既可能来自生命周期差异，也可能来自代际企业固有差异，因而并非“纯”年龄效应，而是包括年龄和代际两种效应。新近发展的队列分析方法（Ｄｅａｔｏｎ，１９８５、１９９７；Ｇｌｅｎｎ，１９７７）为分离年龄效应和代际效应提供了恰当的研究工具。 企业年龄影响其经营战略和管理行为，在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和经验研究中被广泛证实，因而将企业年龄作为劳动收入份额差异的来源之一是很自然的事。但将企业世代作为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因素之一，我们尚停留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阶段，因为目前缺少相关的理论和经验研究。不过，基于企业发展的现实，我们相信代际效应的存在。在我国工业企业发展史上，我们可以看到每个阶段都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孙健，１９９２）：“一五”（１９５３－１９５７年）时期，工业发展战略主要是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虽然确立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但重工业产值比重很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１９５８－１９６５年），社会主义经济曲折发展，重工业比重大幅提升，１９６０年８月党和国家为摆脱国民经济困境实行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提出放慢工业和基本建设发展，重点发展农业；１９６５年之后，经济工作转向备战轨道，大搞三线建设；文化大革命（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期间，大规模三线建设，向地方分权，实行财政收支、物资分配和基本建设投资大包干，实行简化的税收、信贷和劳动工资制度。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改革先后经历了扩大经营自主权（１９７８－１９９４年）、制度创新和结构调整（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年）、以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推动国有企业改革这三个阶段，私营企业、外资企业更是飞速发展。我们难以否认，企业会被打上时代的烙印，在实施简化工资（精神激励为主）的“文革”时代创办的国有企业与改革开放时代创办的国有企业之间存在较大的企业文化差异。同样，以国有企业离职人员、城市待业人员、农村专业户为创业主体的第一代民营企业家，以政府机关、科研院所、大型国企、高等院校“下海”人员为创业主体的第二代民营企业家，以海归留学生和高科技人员为创业主体的第三代民营企业家，他们创办于不同时代的私人企业也不可能没有经营理念、行为和企业文化上的差异。总之，就像同代人在幼年经历共同的冲击有相似的反应一样，同代诞生的企业会面临相同的社会环境，或对相同社会制度变迁有共同的反应。跨代企业则存在系统性差异。因此，“世代”是企业差异的来源之一，也可以是导致劳动收入份额差异的来源之一。 本文旨在从企业代际与年龄的新视角探索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原因，这将是劳动收入份额研究微观路径上的又一项纵深研究。本文能够为认识中国特殊制度背景下企业要素收入分配格局提供重要线索，也能为人们理解宏观意义的收入分配问题提供新的洞见。 研究方法、数据与基本事实 （一）研究方法。本文运用队列分析方法定量测度劳动收入份额的代际效应与年龄效应。从方法上讲，队列分析多见于劳动经济学和社会人口学研究领域，用于估计与人类年龄变化相关的微观行为模式。与已有的针对微观企业的研究类似（周黎安等，２００７），我们运用这一方法研究中国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模式。本文数据源自中国工业企业调查，由于每轮调查通常会有新企业进入（诞生）或退出（死亡），加之对企业生产规模有明确界定，因而该调查无法对固定样本企业进行长期追踪。尽管如此，对“同一队列”（如同年诞生企业）行为模式追踪却是可行的。因此，追踪观测同一队列（ｃｏｈｏｒｔ）的企业并估计其行为均值的方法即是队列分析（ｃｏｈｏｒ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通常，队列依据样本的固有特征来定义，该特征不随时间而变化，又与常规面板数据要求相吻合，故可通过队列构造伪面板数据（ｐｓｅｕｄｏ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为阐述基于队列伪面板数据的基本思想，我们从下式开始（Ｄｅａｔｏｎ，１９８５；巴尔塔基，２０１０）：ｙｉｔ＝ｘprime;ｉｔbeta;＋ｕｉ＋ｖｉｔ；ｉ＝１，２，hellip;，Ｎ；ｔ＝１，２，hellip;，Ｔ（１）其中，下标ｉ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