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爱情·自然权利和性——当代文学的中国故事(上)论文.docVIP

　　青年·爱情·自然权利和性——当代文学的中国故事(上)论文 .. 在1949年至1966年的中国的当代小说中，我们可以读到大量的有关“青年”的描写和叙述，这一描写和叙述同时构成相关的文学想象，这一想象，当然来自中国革命具体的历史实践，正是由于无数青年的加入甚而献身，中国革命才最终得以获取胜利（1）。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革命的历史实质就是一部“青年”的历史，而围绕这一历史的叙述和相关的文学想象，也可以说，就是一种“青年”的想象。而在另一方面，正是“青年”这一主体的介入和存在，才构成了这一时期小说的强烈的未来主义特征。 但是，这一想象，并不仅仅只是“青春”的，或者说，只是青春的记忆、证明或者情感抒发，当然，“抒情”构成了这一“青年”书写的较为常见的修辞方式，但是，在这一修辞背后，却是一种主体性的建构要求。这一主体性，即指涉“青年”这一社会群体，同时更是“革命”和“国家”的文学隐喻，因此，这一主体性的诉求，同时也是政治的诉求，也因此，作为主体而被建构起来的“青年”，同时即是一政治主体。这一主体，不仅是历史的，同时更是未来的。 当我们把“青年”置放在和政治领域的相互关联中，我们就将清晰地看到这一主体性的获取过程，同时，我们还将看到，私人的情感领域，包括爱情和性，如何被政治动员起来，不仅成为革命的动力，同时也成为政治的一种表述方式。 一、青年或者“青年政治” 1900年2月10日，梁启超在《清议报》第三十五册发表《少年中国说》，正是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首次明确了“少年/老年”的对立范畴，并将保守、永旧、灰心、怯懦、苟且等等，归入“老年”这一符号领域，而把将来、希望、进取、日新、冒险、创造等等，赋予“少年”这一文学形象。梁启超并不仅仅是在生命特征的意义上讨论这一“少年/老年”问题，而是一种修辞，一个深刻的有关“国家”的隐喻，恰如作者所言：“人固有之，国亦宜然”。因此，他提供的，恰恰是一种“想象中国”（王德威语）的方式。这一方式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未来主义的特征：“故今日之责任，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隹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橘橘皇皇；干将发刑，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2）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梁启超的这一“少年中国”的想象，深刻地影响并改变了20世纪的中国历史，这一影响或者改变，不仅仅将“少年”从传统的政治——文化的权力场域中解放出来，而是更深刻地揭示了传统中国/现代中国的尖锐对立，同时引入了未来主义的叙事元素，而在这样一个指涉“未来”的故事中，冲突不再仅仅被限制在一个社会的结构内部，或者说，冲突的目的不再是这一结构内部的权力的替代/被替代的关系。在小说领域，这一“故事”的经典叙述，当然是巴金的《家》。支持觉慧“革命”的，正是“青年”这一指涉“未来”的“想象中国”的方式，尽管，它以“我/个人”的形式被重新叙述：“觉慧不作声了。他脸上的表情变化得很快，这表现出来他的内心的斗争是怎样地激烈。他皱紧眉头，然后微微地张口加重语气地自语道：‘我是青年’。他又愤愤地说：‘我是青年’！过后他又怀疑似地说：‘我是青年’？又领悟地说：‘我是青年’，最后用坚决的声音说：‘我是青年，不错，我是青年！’”“少年/老年”的时间对立，由于引进了“未来”这一极其重要的现代性的时间概念，必然走向“狭的笼/广大的世界”的空间上的二项分立。因此，《家》的结尾必然是“出走”，这一“出走”是有目的地的：“广大的世界”隐喻着时间上的未来和希望，是“旧”的死去和“新”的开始。这也正是《家》和《红楼梦》的最为重要的区别——“有目的地”的现代和“无目的地”的传统。而支持这一区别的，正是现代的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而在现代中国，这一发展主义更多地以一种时间的空间化形态或者时间和空间的重叠形式表现在各类叙述之中，而这一“空间”也正是现代政治的“目的地”。从红军时代的“砸碎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再到曹禺《日出》隐喻性的结尾，无不昭示出这一“目的地”对人的召唤。而在福柯看来，这种出走家园的冲动和对新的目的地的神往，导致的正是“一种与传统的断裂，一种全新的感觉，一种面对正在飞逝的时刻的晕旋的感觉”，因此，福柯更愿意把现代性想象为“一种历史的态度而不是一个历史的时期”，这一“态度”，福柯指的是“与当代现实相联系的模式；一种由特定人民所做的自愿的选择；最后，一种思想和感觉的方式，在一个相同的时刻，这种方式标志着一种归宿的关系并把它表述为一种任务”（3）。这一“归宿的关系”以及“表述的任务”，是“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