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乞讨自由与社会秩序 法理学课程论文.docVIP

浅议乞讨自由与社会秩序 摘要：本文首先通过理论分析认为乞讨应是一种自由，再从自由与秩序的角度，论证乞讨自由的行使需以不侵犯他人所平等享有的自由和扰乱社会秩序为边界，且对乞讨自由的限制以相对禁讨模式为宜，最后结合一些有关乞讨问题的事例及案例来佐证上述观点。 关键词：自由 秩序 乞讨 1问题的提出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乞讨几乎存在于世界的每个角落。而经济发展带来的各种便利又使现代城市成为乞讨者心向往之的落脚点和根据地。允许乞讨者通过乞讨维持自身的生存是对乞讨自由的承认。然而，随着城市乞讨大军的日益膨胀，尤其是在乞讨走向职业化的今天，乞讨有表演性、攻击性、团伙化的发展趋势，对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构成了一定的威胁。当乞讨自由在一个理性的社会中不能被容忍时，法律的规制就是必要的。我国对流浪乞讨行为的法律规制主要体现在两部行政法规里，即2003年6月废除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以下简称《收容遣送办法》）及于同年8月1日实施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救助管理办法》）。《收容遣送办法》以其漠视人权和自由而饱受社会诟病，作为替代法规的《救助管理办法》则以其尊重个人的权利和自由的精神而受到社会舆论的一致好评。从强调秩序稳定的收容遣送到强调个人自由的救助管理，是秩序对自由的让步，是制度更加人性化的体现。然而，新法实施8年多的时间里，我们看到城市流浪乞讨的规模不但没有减小，反而日益扩大，真正愿意接受救助的人少之又少。由于救助措施的临时性，接受救助的人在走出救助站之后几乎又重返流浪乞讨的老路，《救助管理办法》在实施中遭遇了尴尬。如果说《收容遣送办法》过于强调秩序的稳定，《救助管理办法》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过于强调个人的自由。那么，我们需要怎样的法律来规范和控制乞讨行为才能实现乞讨者个人自由与社会公共秩序的平衡，这是城市治理中面临的重要问题，同时也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之一。本文将围绕以下几个问题进行探讨：第一，乞讨是一项权利还是个人自由？第二，在乞讨是个人自由的前提下，乞讨自由可否因秩序需求而受限？第三，若乞讨自由应受限，那么这个度应如何选择？ 2理论研究 2.1乞讨是权利还是自由 我们知道，英语里用Right这个词来表示权利，而Right这个词在指代权利这个含义之前，更主要的意思是“正当”。也就是说，它表示道德上的一种合目的性。而对于“什么是正当”，不同时期人们的理解是不同的，在古代，道德观主要体现为一种“目的论”，这种目的论的道德只问结果，不管过程，它追求一种实现“善(Good)”的结果，即只要是符合这种“善”的就是“正当”的。但是，到了近代，所谓的 “正当”被认为是行为的正当、过程的正当，而非“目的”的正当，而行为的正当以尊重每个人的人性为最高价值。因此，权利是用来维护人性的。美国哲学家辛格将权利的这种特性总结为：(1)个人主义的，始终以个人为出发点；(2)对抗主义的，表现为一种个人对抗其他任何事物的理由和力量；(3)本质主义的，追求一种对人本身的思考与体验；(4)先验主义的，它的产生基础往往是无法用事实证明的。[1]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权利之所以成为权利，首先要符合两个要求：第一，这种权利是以维护个人的人性为目的的，因此它不能采取有损于自我人性的方式；第二，每个人的人性都是平等的，都是值得尊重的，因此，一个人的权利不能以损害其他人的人性为目的。法学家们将这称之为 “权利的内在限制”，也就是说，这是构成每一个权利的条件，某种东西是不是权利，只有不违背上述条件，才能证成。鉴于此理论我们来分析一下“乞讨是不是一项权利”。我们发现，乞讨多是以自己的不幸遭遇，换取别人的同情，从而从别人处无偿获得金钱或者物质帮助。从现实的情况来看，流浪乞讨者往往采取“下跪”、“磕头”、“喊长辈”等等做法，来换取别人的同情，而就这些做法本身来讲，是以付出个人的尊严为代价的。即通过将自己表现为一种 “非人”的状态，来请求别人给予自己重新做“人”的机会。所以，乞讨是一种只求目的、不问过程的行为，同时，其过程恰恰是与人性尊严背道而驰的，这并不符合作为“行为正当”的权利的要求。我们前面讲过，权利是用来维护人性的，而乞讨却采取了一种降低人性的做法来达到可能的“维护人性”的目的，即手段的不正当性，所以，将其作为一种权利是自相矛盾的。 19 世纪初，美国法学家霍菲尔德发展出了一套精细的 “权利分析理论”，对于区分权利与其他事物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他认为，现代社会的权利话语非常混乱，我们所用的“权利”一词并不纯洁，人们实际上是在四种不同的意义上使用“权利”这个词：(1)狭义的“权利”，对应“义务”，即某人有某项权利，则意味着某人可以要求其他人履行对应的义务，只有该义务履行，该权利才能实现。该项义务的内容可以是消极的，如某人对他人不得伤害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