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性刻画和“复杂性科学”.docVIP

复杂性的刻画与“复杂性科学”郝柏林 近些年来，关于“复杂性”、“复杂系统”乃至“复杂性科学”的议论在国内外颇为流行。出现了大批讨论“复杂性科学”的专著和文集，召开了许多以“复杂性”为论题的会议。中国的“复杂性热”固然有偏好“新”提法的科学管理人士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这也确实反映出科学发展的一种趋势。自然科学在宇观、宏观和微观三个前沿发展着。探索宇宙演化奥秘和微观世界结构的两个尖端，涉及愈益庞大的投资和设备，往往成为单个国家难以独立支持的项目。美国前几年下马的超级超导对撞机和现仍在巡天的哈勃望远镜是两个实例。当今世界上，有幸直接从事这类研究的科学家数目逐年减少，多数人只能从旁欣赏他们的成果与发现。这两方面的研究结果，有重大的认识论意义，在历史尺度上而不是计日程功地改变着人类的生产方式。与此形成尖锐对比，宏观层次的自然科学，包括广义的物理科学、生命科学、地球与环境科学等等，集中了众多的人力与物力，也同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更加息息相关。这里的研究对象斑驳陆离、五花八门，有没有共同的理论线索呢？复杂性的刻画看来是一个贯穿了不少领域的课题。然而，这又是一个容易使人望文生义，引发种种伪科学议论的概念。本文试图分析复杂性研究的现状，并陈述笔者的观点。什么是复杂性首先，复杂性并不是新问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1975年至1999年2月15日的入藏书目中，标题里含复杂性(complexity)一词的就有489种。其中涉及算法复杂性、计算复杂性、生物复杂性、生态复杂性、演化复杂性、发育复杂性、语法复杂性，乃至经济复杂性、社会复杂性，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其实，现代电子计算机之父冯·诺伊曼早就说过，“阐明复杂性和复杂化概念应当是20世纪科学的任务，就像19世纪的熵和能量概念一样。”看来，20世纪的科学没有完成这个任务，要把它传递到新的千年。普里高津（1977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等[1]曾建议，把1811年作为“复杂性科学”的起点。这一年，傅里叶因发现热传导定律而获法国科学院的大奖。诚然，作为最早的普适定律之一，傅里叶的贡献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然而，它只是一个线性律，而现代复杂性研究要面对的是非线性现象。在普里高津与人合著的《探索复杂性》一书[2]中，首章首节开宗明义地以“什么是复杂性”为标题，后文又罗列了许多自然界中的复杂现象和复杂过程，然而却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只是说“提复杂行为比复杂系统更自然些”。 安德森（1977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写过几篇短文[3]，介绍以研究复杂性为宗旨的圣菲（Santa Fe，亦有人译作圣达菲）研究所。他把诸如对称破缺、局域化、分形和奇怪吸引子等“各种新性质怎样冒出来”的种种思想贯穿起来，作为复杂性科学的研究对象。安德森指出，复杂性研究不应像一般语义学或一般系统论那样，“早熟和轻率地”企图建立包罗万象的构架；而应当注重特定的、可以检验的机制和概念。几本90年代初出版的标题类似的通俗读物[4－6]，都把复杂性研究作为介于有序和混沌边缘的科学。书中宣传的基本上是圣菲研究所那批人的观点，虽然该所创始人之一、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盖尔曼曾把湍流和混沌列为该所不予研究的“经典”问题。圣菲研究所地处美国新墨西哥州首府圣菲， 1984年由盖尔曼、安德森，以及阿罗(K. Arrow，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等人倡议建立。它是一个专门研究复杂性的机构，只有少数固定编制、多数人员是流动的，目前的年度预算约为500万美元（由私人基金和美国科学基金会支持）。其研究课题涉及地球上出现生命之前的化学演化和之后的生物演化、哺乳动物的免疫系统理论、人类与动物个体的学习和思维、人类文化和语言的演变、全球经济作为复杂的演化系统、计算机和程序设计的全新战略，等等。该所的计算机条件很好，从核酸大分子、人工生命，到社会组织、股票市场，似乎模拟什么像什么。然而，在那里，透过海量的数据和图象，洞察所得的概念却相对贫乏；在一定意义上,还是回到了霍兰德早就提出的自适应系统的概念[7]。1994年，该所召开了建所十年的评估会，人们在会上讲了许多好话，会下却不乏微辞。有人甚至写了题为“从复杂性到困惑性”的文章[8]。然而，什么是复杂性呢？复杂性能成为一门科学吗？能不能对复杂性作定量测度？复杂性是状态的函数还是过程的函数？只有先思索一些自然科学中从简单到复杂的事例，才能试图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简单性、随机性和复杂性简单性一向是现代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的一条指导原则。许多科学家相信自然界的基本规律是简单的。爱因斯坦曾是这种观点的突出代表者。虽然复杂现象比比皆是，人们还是努力要把它们还原成更简单的组分或过程。事实上不少复杂的事物或现象，其背后确实存在简单的规律或过程。应当学会比较和刻画来自简单机理的复杂性，否则很难期望会正确分析那些机理不明的复杂事物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