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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7-04 发布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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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创作中的五个常见问题
一、在纪录片拍摄中编导痕迹过重,不尊重客观真实。
客观性、真实性是纪录片独特魅力所在,这也是这么多年观众忠实它的原因。但很多创作者在拍摄过程中往往主观先行,以至导演痕迹太重,违背纪录片真实本质,让观众怀疑其真实性。《舟舟的世界》里有很多场景就是如此,主创人员甚至花钱请国外交响乐团来演出,让舟舟做指挥,这不能不说是纪录片的遗憾。
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纪录片是活动的,而且时时处于发展之中,在跟踪拍摄过程中有很多突发的事件。因此,编导不能主观安排被拍摄者的行为,否则就违背了客观原则。编导在做案头准备时不能太具体,事前也不要详细地和被拍摄者沟通采访内容,这样很可能失去第一次的新鲜感,感染力会大打折扣。大连电视台在拍摄《画家》的时候,有一个情节,画家在画室搬动画架的时候,无意识碰到了一个风铃,发出了清脆悦耳的声音。此时,摄像顺势把镜头摇向风铃。这个镜头起到了关键的转场效果。这绝对是先期采访所无法预料的,体现了摄像师随机抓拍的丰富经验。
二、在纪录片拍摄中过于注重细节而弱化了主题。
纪录片首先要对客观世界真实的记录,因此它呈现出的第一属性应该是“史料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讲,纪录片确实有必要让作者强化主题;从现实的角度看,纪录片的“现实属性”是为后人留下影像的历史资料,因此,必须主题鲜明,内涵深刻,叙述流畅,为观众带来思考,这样才会满足观众的要求。我们常看到一些业余作者拍摄的作品,他们很详细的记录事件过程,故事很热闹,画面也很讲究,但有时候往往忽略了要表达的东西,没有反映出要表达的思想,让人不知所云。
三、在纪录片拍摄中过多的描写过程,不注重故事性。
纪录片要讲故事,这句话已经说了多年了。可是什么是纪录片中的故事,有些创作人员不甚了解。比如一部《生命因爱而美丽》的纪录片,叙述的是社会上的一些爱心人收养残疾儿童或关爱老人的故事。这些片子的主题和立意是毫无疑问的,可是片中展现在观众面前的只是普通的好人好事,即献爱心的人发现了一个残疾孩子领回家,又在缺衣少米的情况下,救助了这个孩子,并使他上了学校……严格地讲,这种记录只是叙述了好人好事的来龙去脉,而观众想看的则是来龙去脉中的更具情节的故事。
纪录片《母亲》讲述的是一位母亲收养了一个女婴,为了这个孩子的成长,丧夫后一直没有再婚,养女和她一起生活了五十多年。最后为了财产而对簿公堂,老人为此极度愤怒。但随着事态的发展,养女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经过很多努力最终和养母和睦相处的故事。如果纪录片记录的是上面的情节,无疑是具有戏剧化冲突的故事,可是如果只是记录了拣孩子、养孩子这样的没有任何矛盾冲突的好人好事,就不足以称为故事。现在的纪录片已经由叙述化发展到故事化再到“戏剧化”了,如果我们在把日常经常可以见到的好人好事作为故事记录,恐怕收视点和可视性都会大大降低。
有人认为,纪录片就是原生态的记录。于是有事必录,剪辑出来的片子,如同一本流水账。有的拍摄者津津乐道地强调自己的片子拍摄了五年、十年,但一看就是很苍白的简单记录,没有故事,没有冲突,没有艺术。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是理论上有一个误区没有解决,即把“原生态的记录过程”和“原生态的记录故事”当作同一概念。假如简单的记录就是纪录片的话,岂不是在我们的周围安装上监控录像机就是拍摄纪录片了,所以仅仅简单记录是不够的。纪录片要用画面语言讲故事,但摄像机记录的过程并不等于都是故事。如果我们把这些记录的过程编成纪录片,既浪费了时间,又影响了节目的节奏。纪录片要看到故事,看到故事首先要拍到故事。所以我们在拍摄的时候,一定要在记录人或事件过程时,注意记录他们中间发生的矛盾和故事,千万不要把过程和流程当作故事。
四、多用影视语言,让画面说明问题。
有一部纪录片,整个片子几乎是解说词加同期采访,而且“头接头”(一个人接着一个人讲),所有被采访人说出来的故事,又都没有相应的画面。这样的纪录片如果用“话筒采访出来的故事”定位,一点都不为过。纪录片《幼儿园》通篇没有解说词,采访也极少,观众通过细腻的画面语言,看懂了发生在幼儿园的故事。纪录片《纸殇》讲的是福建大山里的一个造纸作坊的兴衰过程。作者每年都用摄像机去记录发生在那里的故事。这个节目的最大特点就是用画面语言叙述故事。我们曾试着把这部纪录片不加翻译送给外国人看,结果他们完全看懂了。
强调画面语言的作用,并不是不要当事人出来讲话。当事人出来讲话,有时在片中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决不能所有的故事都由人去讲,而应该是能用画面说明的,尽量用画面语言去表现。一部纪录片如果没有画面故事和画面细节,即使故事再精彩,细节描绘地再细腻,观众也看不到。今天已经进入到用同期声来表现现实的时代,但我们决不能停留在这个中间地段,更不能认为使用了同期声(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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