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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汉人崇汉思想与汉赋兴盛 　　摘要： 赋作为汉代文学代表，自然受到学界关注。文章认为汉赋兴盛必有其时代和世情思想的特殊性因素，通过考察汉的时代特殊性和由此产生的思想，可以更清楚地发掘出潜藏于汉人内心的深层原因。 　　关键词：汉赋；崇汉；兴盛原因 　　中图分类号：K234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10）23-0109-01 　　 　　王国维把汉赋作为汉代文学的代表。有汉一代，尽管有着各种的文体创作，但汉赋创作却较其他文体更为兴盛。赋的兴盛原因也引起后世学者的聚焦，但他们多从统治者的提倡、文人渴望进身而作赋和失志哀怨而作赋等表层原因来解释。我们认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汉赋兴盛必有其时代和世情思想的特殊性因素，通过考察汉代的时代特殊性和由此产生的思想，可以更清楚地发掘出潜藏于汉人内心的深层原因。 　　与以往的时代相比，汉代有其时代的特殊性。一是真正结束了各国混战的局面，创造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社会、政治局面。西周晚期，礼崩乐废，中国的政治局面趋向混乱，至春秋战国，诸侯混战，人民饱受困苦，如处水火。秦虽统一六国，暂时结束了混战局面，然统治者但知逆取，不知顺守，致使社会又很快退回到混战状态。所以说汉的建立，才真正结束列国纷争，给人民创造了一个长期稳定的社会政治局面。二是刘邦以布衣之身成为天子。三皇五帝邈不可考。自夏以来，历代帝王皆有着显贵出身。可以说刘邦以低贱之身而终为帝王，这在以前还从未有过。汉代的这两个特殊性，都会不同程度地产生出与之对应的结果。战争状态的结束，使社会呈现出相对稳定的局面，而汉统治者也吸取了秦代速亡的教训，积极探索稳固统治的政治道路。这种统治阶级对政治稳定的热切渴望为儒士的再度崛起活跃提供了可能，也为其参与政治体系的建设提供了契机。“夫儒者难于逆取，可与守成”。虽然布衣出身的刘邦对儒士怀有偏见，但儒者“博学乎六艺之文，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洁之成法”， 现实对儒士的需要使他不得不摒弃偏见，尝试同儒士合作。从刘邦祭祀孔子，开帝王祭孔之先河，至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王朝完成了和儒士的结合。儒士自春秋后期以来，一直处于“在野”状态，尤其是经过秦焚书坑儒的灾难之后，更是沉寂无闻，而儒家本是追求积极入世的。汉王朝的崛起不仅使其消除了灭顶之虞，而且给予以前所未有的政治地位使其直接地参与政治建设，这种今昔的强烈反差使儒士感觉到属于他们的时代的到来，也会使他们在内心深处产生对汉王朝的感激崇敬之情。另一方面，汉开国者以低贱出身荣登帝祚，且以弱小的力量战胜了强大的项羽，这使得人们相信汉王朝乃天命所授，所谓 “五年之间，海内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按儒家观点，天助之人必是德厚之人，这使得儒士们肯定汉德，推崇汉德。要之，汉王朝的两个特殊性使儒士对汉王朝充满崇敬推崇之情，也对汉德持有肯定的态度，由此产生了崇汉思想。 　　古人都有崇古思想，如墨家的崇夏，儒家的从周。儒士对汉王朝的中意，自然会把它与理想中的周王朝及三皇五帝的先圣时期相提并论，而统治者也总向周王朝靠拢，利用周朝背景下的儒学思想来实行统治。然而，由于汉王朝统一海内，疆域的扩大，国力的强盛，使统治者并不满足于“绍周后”，甘作周的继承者，而希望有属于汉王朝的东西，能够彰显汉王朝前所未有的兴盛。故汉宣帝就宣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用德政，用周政乎！”这无非是对居于周后的不满表达。汉初统治者虽利用周的儒学思想来稳固统治，内心深处却自豪自己功业的空前伟大。其实作为一个统一海内的强大王朝，那种凌于千古之上的自豪感从秦王朝那里就能窥见一斑。秦统一六国后，秦王令群臣议帝号时称：“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其超越千古的自豪感溢于言表。大臣们也以为秦王功业“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最后遂兼采三皇五帝之称，称为皇帝，可见统治高层对秦历史功绩的自我确认，更见其唯我独尊的自豪之情。汉统治者沿用皇帝称号，也可以说与秦始皇有着相似的心理。统治者如此，作为深受汉朝知遇之恩的儒士亦如此。汉初陆贾游说尉他时就说：“皇帝起丰沛，讨暴秦，诛强楚，为天下兴利除害，继五帝三王之业，……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司马相如称武帝“德隆于三皇，而功羡于五帝。”班固《典引》，称述汉德。王充则明确表达了汉儒的心声，《齐世篇》称大汉之德不劣于唐虞，《宣汉篇》论“高汉于周，拟汉过周”，《恢国篇》“极论汉德非常，实然乃在百代之上”，《须颂篇》则主张称颂汉德。通过这些儒士的言论可以看出，从西汉初的陆贾直至东汉的王充，都对汉王朝充满崇敬之情，也对身处的时代充满自豪感，虽然更多时候囿于儒者的崇古思想而未能直白表达，但内心都隐藏着强烈的崇汉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