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情，婉转于当场.docVIP

诗情，婉转于当场 　　“柳永”是王仁杰为福建芳华越剧团王君安量身定做的角色。 　　近年来，当代才子型剧作家王仁杰一改以往创作路数，将笔触转向历史文化名人、剧种传统或经典，与以前不同，王仁杰近年来随着年纪增长，心境多了许多宽允平和、恬淡从容，对历史、文化多了几分理性思辨，对人生、世事多了几分顿悟。于是，他的作品便无端地多了一些世理人情、人生况味。 　　他写《柳永》，时值大病初愈。《柳永》在他内心深处引发触动，引起情感涟漪，一场大病使他无法用手写字，他竟用手机摁出一稿，令人眼睛一亮。其对戏曲、艺术的真诚与执著，让人感佩。文章、剧作依靠厚积薄发，有时也凭借气韵、意气而成。 　　有人说，越剧《柳永》所写“柳永”，就是王仁杰自己。这说法，似乎对，也似乎不完全对。因为，他的“柳永”，至少还融进王君安的艺术气质、个性以及属于越剧的那份美善之质。 　　王仁杰此“柳永”非彼“柳永” 　　中国的诗文素有深厚久远的抒情传统，戏曲亦然。如果说王仁杰的戏曲剧作接续了诗学的传统，那么《柳永》是他对“抒情传统”的重新叩问，也是他对剧诗神韵、写意戏曲、剧种化思维的历史召唤。 　　王仁杰创作《柳永》，丝毫不用违背自己的内心意愿，丝毫不矫揉造作，而是完全为自己内心感受所左右，有点类似元人某些剧作――“以意兴之所致为之，以自娱娱人。”亦有点类似明传奇某些作家，惯于在剧中主要人物身上融入作者本人的经历、志趣、精神气质，体现创作者强烈的主体意识。所谓：“我之性情，爱借古人之性情；”“盘旋于纸上，婉转于当场。”（吴伟业《北词广正谱序》）。 　　王仁杰别具匠心地用柳词中的六个曲牌名作为关目，串起柳永充满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传奇故事。塑造人物有时用大写意的泼墨手法，有时用工笔仔细勾勒、渲染，有时轻描淡写，有时浓墨重彩。开局的《凤栖梧》，疏朗的笔墨写出了柳永身处众星拱月的得意情形，却预示着悲剧的开始。《鹤冲天》情节看似奔突前行，却见好就收，戛然而止，令人回味。最后一章《八声甘州》情感尤为浓烈，写出了柳永的心理情感、精神状态，写出了人生沉浮、人生波折后的沧桑、深沉，写出了落尽繁华归于平淡的人生感悟……人生况味百感交集，把戏剧情绪推向高潮，令人唏嘘感慨。 　　此剧文词极简古雅且不乏情致、张力。《柳永》中的戏剧性，是一种内在的戏剧性，戏剧结构异常独特，起承转合的情节线条尽管散淡得若隐若现，几乎没有什么矛盾、冲突，但它有心理的、情绪的、情感的戏剧性冲突。人物个性心理与情境的契合凝结成明确的动机并促成戏剧行动，在人物命运与情境互动作用下得以显现。 　　这样的作品，因为融入作者真性情，使得作品具有“意趣神色”的沉着光泽。这样的作品，是剧作家的写作，而非编剧的编造。 　　王君安此“柳永”亦非彼“柳永” 　　在行家眼里，王君安以前演戏一直比较内秀、含蓄和温婉，缺乏内在的激情、力度乃至“紧张”，人物塑造方面的潜力也有待挖掘。此次“柳永”终于让人刮目相看。 　　这部戏不同于一般的越剧擅长表现的才子佳人戏，也不同于一般的雅俗共赏类型的越剧。这种自成一格的戏，要求演员打开思路寻求超越。柳永本是风月场中浪子，情性疏狂自傲，也曾怀抱青云之志，因屡试不第，一时激愤，借《鹤冲天》泄落第之恨，不料导致“殿试”错失良机，落得“且去填词”下场。他一度沉沦后又不甘沉沦，仍试图通过女乐攀上达官贵人再谋捷径，结果事与愿违，失意和顿悟之下终于厌倦宦游。多情才高而不合时宜的柳永“因词而名，因词而困”，才气诗情伴随追求之痛苦、孤独、落拓、坎坷抑或无可奈何，几乎贯穿于他一生。 　　王君安基本把握住了剧作所提供的人物的性格、命运、情感脉络和行为路线。有人说，《柳永》让大家欣赏到尹派嫡传弟子、越剧女小生王君安的风采。我认为，不仅是“风采”，更是“风骨”所在。她的风骨来自多少带有几分诗人气质的表演，来自不盲从、不跟风的内心坚持，来自她那阳刚之气、书卷之气的小生行当的艺术功底，以及虚心持重、迎难而上的良好心态。柳永那种天涯词客不羁的游历、无常的遭遇，那种才华、诗情与欲望交汇流浪的情感、流动的情感，终于在王君安的诗意的表演里得到上佳的呈现。 　　王君安用尹派唱腔、行当思维、程式技巧，完成了柳永这一独特的人物形象塑造。她结合了自己的先天条件、嗓音特点，在行腔、运腔、润腔上进行了颇具成熟度的探索。流派是高山流水。她借助了尹派的高度优长，得到了尹派源头的支援，所以演得自信而规范。她徜徉于越剧尹派乐海的同时，也为流派河流注入活水。为了准确、生动、传神地塑造人物，生动展现人物的性格和喜怒哀乐，体现抒情性、写意性戏曲的审美特点，王君安还有意吸取昆曲、京剧、话剧的表演优长，比如昆曲小生的沉稳而飘逸的台步，京剧老生的表演特点、京剧唱腔中情感表现力度，昆腔似吟似泣般的飘渺、空灵，昆曲的浅唱低吟、雅致细腻等。《柳永》让王君安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