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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财政集分权历史演变探究摘要：我国近60年的财政体制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各级政府间的财政关系问题。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分配关系经历了多次重大改革，但始终没有跳出集权一分权一集权的循环往复，并且财政体制改革出现“一收就死，一放就乱”历史怪圈。文章试图通过回顾我国财政体制改革历程，分析财政分集权循环的内在逻辑及其造成的影响。 关键词：财政分权；集权；财政怪圈 一、集权与分权 新中国建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经历了3次大规模的财政分权，第一次是1958―1961年的权利下放，第二次是1970―1976年文化大革命混乱时期的权利下放，第三次是1978年以来以“放权让利”为核心的财政分权。每次改革的目的都很明确，收获颇佳，但是弊端不少，故反反复复，走入怪圈。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后，我国于1994年又进行了一次分税制改革，从而使我国的政府间纵向财政分权进一步走向相对规范化。2008年，中央政府再次提出调整财税体制。 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是适当的分权与适当的集权相结合的多级财政体制，大多数经济转轨国家如俄罗斯、匈牙利等都趋向于分权化。从20世纪50―60年代的统收统支。到70年代的财政包干，可以说，我国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一直处于“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直处在集权一分权一再集权一再分权的循环怪圈中，表1列出了我国集权与分权循环交替的演变过程。 二、财政怪圈的影响分析 (一)财政分权与集权历程 财政分权作为中央一地方关系的制度安排从一个角度上反映了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性的大小，财政越分权，地方政府的自由度就越大，就拥有更多的可支配资源。分权指标的构造存在一定的争议。我国是单一制国家，财政体制多次变革，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比较复杂，学者们在对我国财政分权的研究上也采用了一些指标，基于本文的研究目的，采用预算内财政收入和支出指标，即地区预算内财政收入／国家财政总收入和地区预算内财政支出／国家财政总支出两个指标来衡量财政分权程度。 基于以上对财政分权度指标的选取和本文的研究目的，将新中国财政分权与集权反复历程分为3个阶段(见图1)：中央集权下的财政分权探索(1950―1977年)、改革开放后财政分权实践(1978―1993年)、规范分权和寻求集权与分权的平衡阶段(1994―现在)。总体上看。我国的财政体制改革是一个由集到分然后再寻求二者平衡的演变过程，但就具体每一个阶段财政体制都会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而变化，出现集分反复的现象。 (二)财政分权与基本建设支出 分权向地方政府提供了经济发展的激励，造成地方财力的增加，各地区大搞基本建设投资。为了形成有利的投资环境，吸引投资。为了政治收益而搞形象工程，以拉动投资，促进本地区经济增长。由于仅仅着眼于本地区经济发展。加上信息不对称，会投入大量财力和资源于本地区的建设项目，造成大量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 第一个五年计划，百废待兴，国家集中财力进行经济建设，再加上第一次的财权下放，受到“大跃进”的影响，基本建设投资迅速膨胀，其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1952年的27.1％增加到1958年的57.3％，年均增加13.3％。1958―1960年3年基本建设投资额为1007.41亿元。比“一五”期间5年基本建设投资额588.47亿元，多418.94亿元(约71％)。受财政权力下放的影响，基本建设支出膨胀，国家从1961年开始压缩基本建设战线，出现了基本建设支出比例的急剧下降。1980年财政体制改革打破全国财政“大锅饭”，改为“分灶吃饭”，以分权为导向改进了中央同地方的分配关系。充分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但也出现了地方政府争相上项目，搞工程的竞争，基本建设投资比例回升，由1981年的21.8％增加到1985年的27.7％。其后随着改革的深入，政府将更多的经济建设职能让位于市场，基本建设支出比例逐年降低，期间由于1997年的亚洲而略有提高，这种变化说明我国的财政体制逐步完善，集权和分权逐渐趋于平衡。 (三)财政分权与预算外资金 中央在向地方分权的过程中，虽然地方政府拥有了一定的财权。但其职能范围却不成比例地扩大了。地方政府承担的支出责任远远超过了中央政府，同时伴随财权的下放，地方政府拥有了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但同时必须提供越来越多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这必然要求地方政府收入的扩大，地方政府还往往通过减税来吸引投资，必然导致预算内收入的减少，综合以上因素，正常的财政收入(预算内收入)难以维持，这将刺激地方政府通过非预算内收入来弥补地区财政资金的不足。 预算外收入问题是我国一个比较特殊的财政体制改革问题。预算外收入从前苏联引进(1953年)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存在，但在计划体制时期规模较小。但其相对比重不断增加，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