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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公共选择理论 三、间接民主制下的决策主体行为分析 在间接民主制下，广大选民选举少数代表，由这些代表对备选方案进行表决，然后由官僚来执行，提供公共品。 在这一制度下，存在较为复杂的主体行为及相互关系。行为主体包括：投票人（选民）、政党和政治家、官僚、利益集团等。 （一）选民行为 1．理性选民假说 选民的理性并不仅仅限于去投能给他带来最大收益的政治家一票，他还可能选择不投票。选民选择是否投票，以及投谁的票，都取决于他投票的预期收益与潜在成本的比较，并在此基础上追求期望效用的最大化. 选民的预期效用： 选民得到所偏好结果时的预期效用(投票带来的 期望效用) x带给选民的效用。选民从非x的结果中得到的效用为0 选民投票行为可对投票结果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概率 选民的投票成本 选民将根据 EU是否大于0来决定是否参加投票。当他发现p*U(x)C时，他就不会通过投票来表达对公共决策的需求。 （1）当U（x）和C既定，选民的投票行为对结果的影响越小时，即p很小时，理性的选民不会参加投票 。 （2）当p和C既定时，选民发现，没有哪一个政治家或政党令他满意，无论谁当选带个他的预期效用都相当低，理性的选民不会参加投票 。 （3）当p和U（x）既定，投票成本C增加，理性的选民不会参加投票 。 随着选民总数和候选人的增多， 可能同时出现p和U（x）很低，C很高的情形，因此，选民的投票率不会太高。 间接民主的第一个局限性：由于选民的理性无知和冷漠的存在，第一个阶段选民的参选率不会太高，因此最终选出的代表不一定代表全体选民的利益，第二阶段确定的公共决策就不一定是对选民偏好的有效加总。 2．存在投票行为的解释 （1）政党的存在，有助于节约选民的信息成本； （2）选民可能从投票行为本身获得额外的满足或收益。 （3）选民可能遵循另外一条不确定性下的决策原则：最小最大遗憾策略。 （4）选民可能是利他主义的。 （二）政治家和政党行为 1．政治家行为 （1）唐斯认为：政治家也是理性的经济人，追求的是政治支持最大化。这种政治支持最大化的具体体现就是追求选票的最大化。 （2）布雷顿提出政治家的效用函数公式。影响政治家效用的变量包括：再当选概率、个人货币收入、个人权势、历史形象、个人崇高理想的追求。 （3）任何政治家追求差异很大的各种目标，但一个首要的前提是，必须实现再当选，即要提高自己再当选的概率，这是实现其他目标的前提，因此，唐斯把选票最大化作为政治家的目标仍然是可信的。 2．政党行为 政党的目标是获得最大化的政治支持，以获得当选执政。 （1）两党制下政党的行为 考虑最简单的情形：两个政党就一维问题表态，选民都参加投票，且都为单峰偏好，加总后的集体偏好也是单峰的且对称分布。这时，两党为得到多数选民的支持，将不约而同地迎合中间投票人的偏好，从而在政策主张上趋于一致，而不会走极端。 ①这一结论虽然简洁，但需要满足严格的条件，一旦破坏了某些条件，结论可能就不一样。比如选民的偏好分布不是单峰时，原来支持它的选民就会因该党过分偏离自己的偏好而弃权，从而制约该党迎合中位投票人的行动。 ②如果所表态的问题不是一维的，则政党的政见并不会趋于一致。 考虑一个简单的例子： 有3位选民L、M、N；2党A、B；两维议案x、y。 3位选民对x的偏好分布为：L和M都赞同，但N强烈反对； 3位选民对y的偏好分布为：N和M都赞同，但L强烈反对； （2）多党制下政党的行为 ①不存在政纲的趋同。在多党制下， 各党为了避免新党出现侵夺自己的选票的“基本面” ，不敢过于向中位投票人靠拢。 ②组建最小获胜联盟。假定选举获胜者的收益是与失败者的损失紧密相连的，那么，胜者联盟中人数越少越好，因为参与利益分享的人数就少；而败者的人数越多越好，因为胜者从败者那里获得的好处就越多。因此，多党制下，存在一个最优的策略，让对手的联盟尽可能大，但自己保持一个最小的获胜联盟。 ③行为可能前后不一致。少数派政党借联盟之力获胜后，为谋求再次获胜，有可能会寻找新党盟友，并调整它的政纲以迎合新盟友的偏好，这种行为的不一致性，可能会使某些选民的利益受损。 （三）官僚行为 政府中另一具有重要偏好的群体是官僚，他们负责对政治家所选定的政策予以执行和实施。尽管官僚并不关心竞选事情，但他们必须通过执行计划方案来使政治家满意。 1．官僚的行为特征 官僚个人的预算约束不同于普通民众的预算约束，这种不同使得官僚天生就比非官僚偏好更大的预算规模。 2．官僚的目标：预算规模最大化模型 尼斯坎南认为：官僚的目标在于为自己及雇员争取更高的薪金、津贴、舒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