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化”为主，“归化”为辅.docVIP

“异化”为主，“归化”为辅 　　摘 要：从文化全球化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孝经》典籍译介的意义，从遣词造句、句意传达、文风把握、翻译策略四个方面论述了《孝经》五个译本的成就与不足， 并剖析其根源，提出了“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译介策略。 　　关键词：文化全球化；《孝经》；典籍外译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4-0100-03 　　“文化全球化是指世界上的一切文化以各种方式，在“融合”和“互异”的同时作用下，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1]。中华典籍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鲜明的民族特色，是全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典籍外译不仅有利于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重振中国话语影响力与传播力”[2]，同时也有利于吸取他族文化之精华，在交流激荡中产生旺盛的创造力。本文从文化全球化的角度出发，探讨《孝经》典籍译介的意义，在总结目前《孝经》典籍外译的成就与不足基础上，提出“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译介策略，以期推动典籍外译事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一、《孝经》典籍译介的意义 　　《孝经》是中国古代儒家伦理学的经典著作，多个版本入选国务院批准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孝经》倡导的孝文化，是中华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古语有云：“百善孝为先。”《孝经》开篇便提出：“孝者，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尽管现代社会高速发展，然而人们越来越忽视自身内在素质的提高，重物质享受轻精神发展，常常目中无人而不尊重长幼秩序，国内外概莫能外。可见在文化全球化大潮中，“孝”文化已经是当代社会和世界亟待汲取的营养。《孝经》作为经典典籍，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优美的文学价值，相关研究逐渐升温（见左图）。对《孝经》译介出版，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文学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孝经》典籍译介的成就与不足 　　《孝经》一直是译者们争相研究的对象，目前主要有五种译本。最早的译本为美国第一位来华传教士裨治文所译，并于1835年出版。随后，近代英国汉学家、传教士理雅各对《孝经》进行了多次解读，其英译本于1879年面世。华裔汉学家程艾凡翻译的《孝经》于1908年出版。中国译者刘瑞祥和林之鹤翻译的《孝经》译本于1998年出版。美国的罗思文、安乐哲为研究当代中国哲学的大师，他们从哲学角度，结合中西文化差异对《孝经》进行了全新解读，并于2009年正式出版。在外译《孝经》典籍过程中，译者对其文风和遣词造句的把握，不仅让中西语言在不断的磨合中交融，更是一种文化艺术的再现和再创造，他们为汉语典籍的译介提供了可供借鉴的范本，也留下了需要我们认真总结反思的研究空间。下面从遣词造句、句意传达、翻译策略、文风把握等四个方面加以阐述。 　　（一）遣词造句 　　中国典籍用词追求精简凝练、意境优美，这对外国译者带来极大挑战。对于《孝经》里的“天”、“孝”、“席”等专有名词，由于文化、宗教思想以及思维方式等的不同，即使考经据典、穷本溯源，也难达成一致。对于“孝”的翻译，除了罗思文、安哲乐用“family reverence”来释义外，其他译者则译成“family duty”或“filial piety”。此外，对普通名词“四海”和多义词“患”等的翻译也是状况百出。对于外国译者，文化的假设现象是导致专有名词误译的重要原因。译者若从自我的宗教思想出发，在某种程度上滤掉了原文的文化精髓，就无法准确无误地传达原语的文化理念。唯有中国译者刘瑞祥、林之鹤在词的把握上比较到位，将文本的内涵表现的淋漓尽致，却很少涉足译文的背景和注释。理雅各译本具有较强的学术性，对字词的考究从时代背景出发，探究其深意并注释，这为想要探寻中华文化奥妙之处的读者提供了参考。对句式结构的把握上，外国译者的译文有些许瑕疵。裨治文的译文句式简短，离散句较多，没有再现原文优美的四字结构。而理雅各的翻译，力求再现原语的风貌，句式冗长，从句使用频繁，但过多的注释喧宾夺主，削弱了对文本表达功能的掌握。刘瑞祥、林之鹤的译文为保全原文的对称结构，对原文未呈现之处进行??译，导致篇幅过长。程艾凡译文为追求流畅通达、通俗易懂之效，改移、删译之处略多，导致译文臃肿冗长。比较来看，外国译作句式使用灵活，用词丰富多样，但句式结构的把握不尽如人意。而中国译者在句式结构的保留上则是不遗余力，将四字结构、对称结构等承载着丰富传统文化内涵的行文表现得出神入化。 　　（二）句意传达 　　中国文化典籍句子短小精悍、蕴含深刻，想要将原语的暗含意义精准地表达出来，不仅要有深厚的文化积淀，还要有超强的语言驾驭能力。外国译者对中国的“孝文化”了解较浅，对典籍里的专有名词、普通名词、多义词等把握不到位，导致句意的传达出现偏差。裨治文译本出现句意偏差的地方最多，且前后译文连接不畅，读来有些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