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率及汇率具有双重不确定性.docVIP

利率及汇率具有双重不确定性今年两会之前，汇率和利率就是市场关注的经济焦点中的两个标杆指标，也是对于中国整体经济走势影响比较大的经济政策指标。中国和香港的股市在两会前的反复震荡也说明了市场的普遍观望情绪，大家都希望能够从两会上的政府高层表态中得到一些风向信号。那么，经过了热闹的两会之后，市场究竟从中解读出了怎样的信号呢? 就利率而言，两会前市场普遍具有加息预期，认为政府会很快通过加息来抑制年初以来出现的通胀苗头。但政府高层出人意料地在两会期间并没有就加息做出明确表态，相反却表示过去几个月的通胀数据有所增长，但增长得并不快，也没有超过预期太多。这就为暂缓加息留下了伏笔和政策空间。不过，这种信号虽有助于降低市场的加息预期，却无助于减少市场对于加息判断时机和力度的不确定性。如果说政府明确表示加息，市场就利率政策走势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反而会减少。 利率政策信号不确定性的增加，可能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政府高层对经济复苏的根基尚无十分把握，担心一旦调高利率可能过早加重企业及居民债务负担，并给银行的贷款质量带来冲击。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是由于外部环境的复杂化，特别是今年年初以来欧洲国家的债务危机反应了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格局所带来的结构性冲击和调整远未结束，而且美国最近反复将人民币汇率拿出来做靶子，也为今年中国经济外部环境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在人民币汇率上，尽管美国推迟了对所谓“汇率操纵国”的认定，但美国再度挑起的这最新一轮的“人民币必须升值”大合唱，恐怕是2005年以来最为热闹也最为激烈的一次。从美国国会议员到象克鲁格曼那样的所谓经济学家，都纷纷要求中国将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一次性升值25％之多，否则就应该将中国归人操纵汇率的国家，并且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征收惩罚性的关税。出现这种情况，主要还是由于美国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原因。美国国会的中期选举将在今年举行，但国内经济复苏乏力而且失业率持续维持在10％的水平，因此执政民主党的政绩可以说乏善可陈。在最近几个州的参议员和州长补选中被共和党胜出，民主党急于巩固工会这一传统票仓，因此其议员纷纷跳出来大打“压迫人民币升值可以减少美国贸易赤字从而增加国内就业机会”这一张对于不少“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美国工人兄弟来说简单易懂的政治加分牌。至于说象克鲁格曼这样的经济学教授，虽说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但更是民主党的忠实拥蔟，在这种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他不过是一个打着“学者”旗号的理论旗手而已。 “人民币升值可减少美国贸易赤字从而增加美国国内就业机会”这一观点，根本就是既无逻辑也无任何实证支持的“一厢情愿”，也反映了美国不少政客和学者典型的大国单边思维方式。如果说对美国具有贸易顺差的国家将本国货币对美元进行升值就可以减少贸易顺差，那日元从70年代初的超过300日元对1美元一直升值到今天的不到100日元对1美元，为什么不见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减少?据克鲁格曼最近在《纽约时报》的那篇题为“Taking on China”(对付中国)的评论中所提到的历史经验，1971年美国就曾对德国、日本和其他一些国家征收过10％的惩罚性临时关税，直到这些国家将其货币对美元升值。可就算升值之后，这些国家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依然有增无减。2005年美国的政客和包括克鲁格曼在内的学者们也叫嚣人民币需升值30％，在过去几年内人民币升值超过22％，这种持续的升值趋势直到全球金融危机发生才中止，可这种实质性的升值幅度并没有造成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的减少。由此可见，所谓人民币可以升值可以减少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的论点，根本就是没有什么实证依据的。 从理论上说，一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DP)无外乎以下几项主要构成：消费(包括消费者和商业消费)、私人部门投资、政府开支和该国的净出口。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受凯恩斯主义影响的现代政府往往通过增加开支来弥补消费不足。但政府开支往往会导致政府产生或增加财政赤字，因此需通过举债来平衡开支。但政府债务的增加会吸纳大量的私人储蓄和银行资金，从而减少私人部门的投资，而且政务债务也不可能无限增加。现在美国就是已经到了一个政府债务负担过重的程度，巨额的国债在相当程度上抵消了美国居民储蓄在金融危机后显著增加的正面影响。因此我们可以理解美国需要通过提高净出口来推动GDP的复苏型增长。 提高净出口的办法是减少进口或提高出口，或者两者的结合。想通过压迫中国升值来减少进口的人，明显缺乏对于国际贸易和过去几十年全球化分工的基本了解(从这一点上说，瑞典人由于克鲁格曼在贸易理论上的研究成果而将去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他，倒是与将和平奖授予奥巴马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国对美出口的主要为消费品和相对简单的机电产品。这些产品在美国的制造基础已近消亡，就算人民币升值，也不会重新回到美国生产，美国的进口商最有可能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