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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区域一体化生态经济发展探究摘要：打破冀北地区生态恶化与经济贫困的恶性循环，是京津冀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它要求相关行政区域在产业政策、生态治理上加强合作，在区域一体化的基础上发展生态经济。路径在于：通过水权交易和生态补偿，实现生态治理成本的共担；通过项目合作，构建生态型产业体系。基于区域一体化的生态经济发展还要求政府治理形态的嬗变，即从行政区经济和行政区行政转向区域公共治理。 关键词：生态经济；区域一体化；京津冀北；贫困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9)03―0063―05 在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大目标下，生态保护和经济建设的相互渗透、紧密融合成为大势所趋。以区域一体化为导向，努力实现生态治理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是京津冀北地区面临的重要任务。 一、京津冀北生态经济发展对区域一体化的要求 水资源严重短缺和生态环境恶化，是制约京津冀北地区可持续发展的突出因素。其中，冀北地区在生态功能上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恶劣的生产生活条件、不可持续的开发方式、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的缺失，造成冀北24县形成面积达数万km2的“环京津贫困带”，贫困人口达180多万。脱贫的强烈愿望，驱使着当地居民过度开垦、过度放牧，从而陷入“越垦越穷、越穷越垦”的恶性循环。作为中国少有的贫困地区与生态脆弱区、水源保护区、生态敏感区四重耦合区域，环京津贫困带发展的关键在于挣脱“忽视环境一导致贫困―挣扎自给一竭泽而渔”贫困循环链的束缚，实现生态与经济的协调发展，这也是京津冀北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一)区域分割的管理体制与生态系统的一体化要求相悖 京津冀北包含多个独立的行政地域单元，各地方政府对辖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使得人地系统的一体性与经济、行政区域的分割性之间的矛盾较为尖锐，生态环境等外溢性基础设施无人愿意提供和维护，形成“公共地的悲剧”。1980年以来，冀北地区进行的大规模生态治理，大多是以国家出资并组织生态建设工程的形式进行的。这些工程为净化京津水源、改善生态环境发挥了积极效应，显示出中央政府在提供区域公共产品方面的组织优势。然而，单纯依赖最上层的整合力量，缺乏市场力量的参与及地方政府的积极配合，使得生态工程的后效不尽理想。由国家投资的工程，普遍存在重工程建设安排、轻工程管护的倾向，管护费用落实不到位，边治理、边破坏的现象长期得不到解决，难以保证绿色屏障工程的质量和可持续性。 由于京津两个直辖市与周边的地级市在行政地位上并不平等，这在观念和政策上妨碍了平等协商的区域合作机制的形成。目前京津与冀北资源环境关系仍是靠行政调控和行政命令，水资源的非市场化分配给冀北地区带来巨大的水资源使用权损失。1980年之后，为确保京津两大城市用水，河北无偿让给京津供水指标19.6亿m3。冀北地区作为京津两市的主要水源地，需遵守严格的环保政策及产业布局规定，从而限制了其产业选择，造成巨大的发展权损失。近十年来，为保证北京市用水质量，河北省张家口市先后关闭污染企业600多家、停产治理280多家，放弃了20多个效益好而污染大的项目；在承德潮白河流域，先后禁止的工业项目达800多项，每年损失利税10多亿元。张承两市为保护资源环境做出的贡献和蒙受的损失基本未得到补偿，少有的一些补偿多属临时性的动议，补偿标准没有按照市场化的运作方式进行科学计算，也没有形成制度固定下来。区际生态补偿不足，使环京津贫困带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也无法调动起上游从事生态建设的积极性。 经济发展不平衡影响生态治理的统一进行。改革开放初期，环京津24县与京津二市的远郊县基本处于同等发展水平，但今天二者形成了巨大的经济落差。2004年，冀北24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生产总值、县均财政收入仅分别为京津远郊区县的1／3、1／4和1／10。财政实力的差距导致京津与冀北地区在水利建设、环境绿化等方面政府资助力度相差迥异。封山禁牧规定增加了畜牧业投入和运行成本，北京远郊山区通过由政府出资进行技术扶植、增加护林员、对养殖户进行补贴等方式，有效地解决了农民增收与保护还林还草成果的现实问题。而冀北地方财政捉襟见肘，无力为封禁区受损失农民进行补偿，禁牧后农民可支配收入下降的幅度很大，个别地方已经出现“弃草种粮”现象。张家口市单位水量产出粮食平均只有0.67kg／m3，大大低于北京市的2.0kg／m3，主要原因是灌区基本设施改造、节水灌溉的推广所需成本和风险超出了当地居民和政府的承受能力。 可以看出，冀北地区居民无论在机会选择还是结果占有上，都未能享有与京津地区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面临着生态与生计的尖锐矛盾。而京津居民既然享受了”护城河”和“后花园”生态好转所带来的利益，就有责任和义务为此付费；并且，下游受益地区具有较高的支付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