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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国内支持框架下农业风险管理体系探究［摘 要］ 农业风险管理体系与国内支持政策的基本目标存在共性，两者具有较强的关联性和互补性，将农业风险管理体系融入到国内支持框架中是可行的，而且在诸多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关键词］ 国内支持；农业风险；管理体系 ［中图分类号］ F840.66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1003-3890(2007)09-0013-06 农业风险管理逐渐受到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实践探索也逐渐展开。2004年以来连续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提出了具体要求。在此形势下，浙江、上海、黑龙江和吉林等省市作为典型区域开展了新一轮农业保险试点（吴杨，2005）。2007中央一号文件给出的政策倾向更为明确，不仅从承保环节要求各级财政对参保农户给予保费补贴，扶持广大农民买得起保险，而且从风险转移分摊环节要求建立中央、地方财政支持的农业再保险体系，用市场化手段抵御和化解农业大灾风险。中央财政决定拿出10亿元进行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试点，试点省份已确定为吉林、内蒙古、新疆、江苏、四川、湖南6个省区①。同时，其他的风险管理方式如价格保护、订单农业、期货市场等也在积极探索和发展中。 另一方面，充分利用WTO规则进行农业国内支持也在积极的探索和尝试中。贸易自由化不可避免对弱质的农业带来较大的冲击，如何利用WTO规则进行农业支持也成为了一个备受关注的课题。中国已经承诺综合支持量（Aggregate Measurement of Support，简称AMS）为0，而且只有8.5%的微量允许②，没有削减要求的“绿箱”政策和“蓝箱”政策将是今后国内支持政策调整的方向。 当前，农业风险管理体系仍然有待完善，而农业国内支持政策同样需要调整。两者具有稳定农业生产，提高农民收入，增强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共同目标，是否可以相互融合以形成一套协调的框架体系呢？ 一、农业风险管理的困境 我国存在着农业高风险与农业风险管理低效率的困境。农业风险表现出自然风险、市场风险、制度风险、技术风险和资产风险等复杂性。然而，农业风险管理却面临一系列的困难。农业保险存在外部性、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农业系统性风险（Knight and Coble，1997；Glauber and Keith，2002；冯文丽，2004；张跃华、顾海英，2004）以及商业保险与政策性保险边界不清（庹国柱、朱俊生，2005；张跃华等，2007）等问题。灾害救济是当前我国农业风险处理方式中最为普遍的形式，但它存在事后性的局限（李军、段志煌，2004）。价格保护、农业补贴作为稳定农业发展、降低农业风险的措施正在逐渐被利用，但其基本出发点不是应对农业风险。期货市场受效率水平、农业生产者的参与难度等因素影响，难以充分发挥其风险转移的作用。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农业风险管理方式被尝试或研究，如紧急贷款、信息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研究和推广新品种及多样化种植等，但总体的效率不高。 不同类型农业风险的关联性与风险管理方式之间的孤立性是导致我国农业风险管理困境的根本原因（栾敬东、程杰，2007）。当前，农业风险管理的研究相对较为孤立、分散，往往是独立于某一类风险开展的，而忽视了风险管理方式多样化组合这一根本原则。同时，中央和地方财政支持不足也导致了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可持续性运转问题。因此，有必要构建一个有效的框架体系：既保证农业风险管理体系中各种风险应对方式相互协调，而且也能够在财政政策的有力保障下可持续运转。对此，本文试图从国内支持框架寻求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建设的突破点。 二、农业风险管理体系的基本结构 如何能够成功地将农业风险管理体系融入到国内支持框架中呢？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理清两者内部要素之间的关联性，因此，必须首先剖析农业风险管理体系的基本结构。 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必须建立在整个农业产业链中，从农业生产前，到农业生产中，再到农业生产后，各个环节之间的风险管理措施需要有效协调。图1显示了基于产业链的农业风险管理的基本结构。不同产业链环节的主要风险存在一定的差异，而且风险的作用方式也不相同。通过剖析不同风险的作用机制，寻求有针对性的管理方式，然后科学地进行风险管理方式组合，最终实现有效风险管理的目标。风险管理方式的选择必须满足三个要求：一是有针对性地解决该环节的主要风险；二是保证该环节风险管理方式之间的协调；三是实现与其他环节风险管理方式的关联。当然，具体实施时要充分考虑到不同农产品产业链的差异，以保证风险管理体系的有效运作，如程杰、栾敬东（2007）针对河南的小麦产业链建立了一套风险管理体系。 （一）生产前 农业产业链的产前环节主要指农业生产前期的准备和投入阶段，包括生产资料的供应如种子、化肥，农户决策和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