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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佩成院士为灾后重建献策 灾民处境最困难之时，也不在灾情最甚之期，而在救灾声渐寂之中。 但要把“依法重建”当成灾后重建的先导，否则容易出现浪费、攀比、质量等一系列现象和问题。 近日,国家发改委启动了《国家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规划工作方案》,明确了灾后重建规划编制工作的主要任务、责任主体和进度。就灾后重建问题，记者特意采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长安大学教授、国土资源部地质调查局顾问，陕西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特邀委员李佩成专家，请他结合自己所从事的领域就灾后重建问题谈谈个人的看法。 国家有责 但更要生产自救 李院士说，古今中外赈灾经验公认，救灾之难不在于灾象初成之日，而在于灾祸绵延之后，普遍而言，灾民处境最困难之时，也不在灾情最甚之期，而在灾声渐寂之日。灾情刚发生时以救命为先，在其之后必然出现生活保障和重建发展问题。这次震撼全国乃至世界的汶川地震灾情概莫能外。胡总书记在考察灾区时说，党和政府一定会帮助受灾群众重建家园。中央政治局又部署了灾后重建对口支援工作。但无论怎么说也只能是帮助和支援，真正的持久重建和发展更是要依靠灾区人民自己。国家紧急呼吁救援，团体、个人踊跃捐助，足以拯救灾情于一时，面对家破人亡，几十年乃至几代人建起的国产家业毁于一旦，重建起来谈何容易！长期的重建更多的要靠灾区人民自己，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明天的幸福。在对捐助资金和物资的使用上也要重视促进兴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以就业代赈，以工代赈，激发灾民生产自救、重建家园。大力倡导勤俭节约，少花钱多办事，都是国内外灾后重建的成功经验。 要避祸增福 择安而建 李院士说，汶川地区处在我国南北地震带和龙门山地震带上，位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交界处，是一个地震多发区。据统计，从1900年至2000年的100年间，该地区发生五级以上地震14次，也就是说不到10年发生一次，1976年松潘、平武之间相继发生两次7．2级地震，时隔32年，又发生了汶川8级大地震。面对这种局面，是一概在原地修复重建，还是根据情况适当地选择新址？是照原样重建还是另有设计？都是值得慎重考虑的问题。他认为，在历史长河中，中国古人对待无法抗拒的天灾主要是“躲避策略”。所以，在灾后重建中应以史为鉴，多考虑些回避之策，这么做并非懦弱，而是炯智之举，这么做可以节约投入，减少风险，长治久安，福荫后代。教育部办公厅、国家发改委办公厅6月4日联合发出通知，对“初中工程”选址不当，造成事故的要追其责。其实，不管什么工程都要解决“选址不当”的问题。对灾后重建要深入调研、科学规划、精心建设。宣传上要强调科学发展观，讲明硬碰硬不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好办法。用地震造成家破人亡的残酷现实，说服那些眷恋故土的群众，进行必要的搬迁和适当的集中，避免重遭震灾，这才是我们保护自己、福荫后世的英明之举，而我们中国土地广阔，同胞宽仁好客，具有择安而建的条件。 加强科学研究 提高防灾能力 李院士说：地震是一种自然现象，山崩地裂早在人类出现之前就常发生，否则沧海桑田如何解释。他认为地震本身并无可怕之处，怕是怕在引起的墙倒屋塌，桥断路毁，埋没生命的诱发灾难，这就涉及到人对自然的行为和人对自然的认识是否正确，涉及到人所盖的房子，修的路桥、水坝是否科学合理，涉及到人们为什么没有预测到震后会发生那么多严重的山崩石滚，水堵河断？为什么挡御工程多数失效？……这一切都需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进行深入反思。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的科技人员深入现场，开展综合与专题相结合的调查研究和科学实验，要把坏事变为好事，要把地震灾害现场当作难得的科研阵地，开展大规模的多学科联合攻关。 李院士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付出了那么大的生命和物质代价，我们应当把这次地震当作资料库，当作最为重大的科研命题。有关领导部门似应积极推动，组织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及地方科技力量，献身这一事业。用救灾的激情创造优势的成果，把我国的防灾救灾和相关科学研究，推向世界的前列！若如此，则可相信在5年10年之后如遇大震，中国人将会主动的多！ 相关链接 我国强震及地震带分布情况 中国位于世界两大地震带――环太平洋地震带与欧亚地震带之间，受太平洋板块、印度板块和菲律宾海板块的挤压，地震断裂带十分发育。20世纪以来，中国共发生6级以上地震近800次，遍布除贵州、浙江两省和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外所有的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国地震活动频度高、强度大、震源浅，分布广，是一个震灾严重的国家。1900年以来，中国死于地震的人数达55万之多，占全球地震死亡人数的53%；1949年以来，100多次破坏性地震袭击了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涉及东部地区14个省份，造成27万余人丧生，占全国各类灾害死亡人数的54%，地震成灾面积达30多万平方公里，房屋倒塌达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