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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跃在西部历史上商贸活动(中)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西部商贸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动荡时期。其中虽有西晋的短暂统一，但总的来说是处于中原混战、南北分裂割据的状态下。尽管如此，中原王朝和割据西北的各个民族政权，并没有放弃对西域的管辖治理。在各政权的努力下，丝绸之路处于时断时通的状态。西北地区各族人民与中原民族交往与融合的历史脚步依然前进。其中曹魏政权和北魏、北齐、北周对丝绸之路商贸活动的贡献尤为突出。《晋书 “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夹路树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贩子道。” 同一时期，中国以西的中亚、欧洲众多国家亦发生重大变局，贵霜王朝、波斯帝国等对经济贸易都发生过重大影响。大宛、大夏、康居与中国西北地区的各族人民贸易往来十分频繁。有史记载公元552年，吐谷浑政权进贡北齐(贡赐贸易)的使团遭凉州刺史的武装袭击，仅俘获的商贾多达200人，还有骆驼600头和数以万计的丝绸。 南北朝时期，西南与中东部的商贸以荆州和成都两个城市为中心进行物资交流。荆州“南接襄阳，西通岷蜀，物产所出，多诸珍异”(《周书》)，因为它物产丰富，又为“雍、岷、交、梁之会”，“良皮美口，商路所聚”(《南齐书)，有专业化的市场。成都是西南地区物资交换中心，“水陆所凑，货殖所萃”(《隋书)。元嘉时“远方商人，多至蜀土资货，或有值数百万者”。 隋唐时期丝绸之路辉煌再起 隋文帝建都长安，后隋炀帝迁都洛阳，东、西二京是全国最大的商业中心。西京长安城内有东、西二市：“东市曰都会，西市曰利人。”这里“俗具五方，人物混洧，华戎杂错”(《隋书)。民俗“去农从商，争朝夕之利，游手为事，竞锥刀之末”，成为东西方商贾云集、各地商品荟萃交流的枢纽。长安虽失去首都地位，但仍是丝绸之路向西进发的起点。 西南的成都也是全国著名商业城市，“其地四塞，山川重阻，水陆所凑，货殖所萃，盖一都会也。”可见，地形与交通的不便，在当时并未影响成都成为西南区域经济中心的地位，川江与蜀道为当时商贾通蜀提供了基础条件。 河西地区更受到隋政府的重视，把对河西地区的开发与商贸放在很高的战略地位上。当时西北地区有突厥、吐谷浑两大民族政权，均有强大的军事力量。隋对突厥和吐谷浑分别采取“离强合弱，远交近攻”的政策。联合突厥，军事打击吐谷浑，消除了边患，活跃了河西地区的民族贸易，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隋炀帝推进河西商贸的一大措施是设置河西四郡：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大兴屯田，加强管理，并把西部商贸中心由武威西移至张掖，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张掖互市。虽然隋开展西部互市，开通丝路商贸主要是出于政治外交目的，但客观上有力地促进了河西地区经济的发展。 唐代的中国，随着一系列政治、军事、外交的胜利，从唐高祖到唐太宗，再到唐玄宗开元年间，唐的国力达到巅峰状态，疆域也空前扩大。唐长安成为中国、中亚诸国的贸易往来中心，内地大量的锦、绫、罗、绸、绢、丝等物品通过长安的集散运到中亚地区，中亚的香料、棉布、珠宝等物品也源源不断地运进中国。为保证唐与西域各国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畅通无阻，特设置安西都护府管辖天山南北和葱岭内外等广大地区。 此外，丝绸商路在汉丝绸之路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天山以北的一条通道，沿途经过庭州(北庭都护府所在地，今新疆言木萨尔县破城子)、轮台、张堡守提、石漆河、弓月城(霍城县)、伊犁河、碎叶城等地迤逦西北而去，深入亚欧腹地。史称新北路。 为了中西商路的安全和便利商旅生活，唐政府在河西各条道路沿途驻有军队屯田护路，并设有驿站为客商提供食宿。军队、官吏及后勤管理人员及家属和往来中的商人在该路沿线形成许多商业城市，如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仅敦煌周围就设有21个驿站和邸店，河西地区成为当时中国最繁荣富庶的地区之一。不仅中国丝绸、铁器、陶瓷、茶叶西去，丝绸织造技术、造纸技术及火药等高科技也同时传入西方。西域及西方的棉毛纺织品和宝石、珠、玉、香料及其他特产方物与工艺技术也传入中国。此时期中西方经济、科技、文化的交流，以丝绸之路为桥梁，达到了历史空前的高度。 唐与西部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商贸活动，有一种“贡赐”形式的贸易即“绢马贸易”，不但为当时的贸易双方带来了政治经济利益，而且为宋以后的茶马贸易开启了先声，因此值得一书。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马匹是一种强大的战略性物资。既是装备精良骑兵部队的基础条件，也是军需民运、驿站通讯的最好工具。关于马的交易一直成为自唐到明、清各代中央与西部(包括北部)地区地方政权贡赐贸易的主要内容。 与唐开展过绢马贸易的少数民族政权，先后有吐蕃、回纥、骨利干、契丹、突厥、吐谷浑、龟兹、疏勒、于阗、?宾、安、安东、吐火罗、役磐、大食、南诏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唐与回纥的绢马贸易。唐与回纥的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