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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跃在西部历史商贸活动(下)元代：两条丝路促繁荣 丝绸之路到了唐末，就不太畅通，但当时中西陆路交通贸易尚未完全断绝，中西商人还可以转道回纥，继续经营商务。到两宋时，由于辽、夏、金的阻隔牙口海上贸易的兴起，致使丝路商贸中断多年。 元的统一，为经济的恢复和商贸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元统治阶级出身于游牧民族，自身就有重视商贸的民族习惯。西征的动机之一，也是为了发展通向中亚西亚的商贸。元初出于军事、经济双重目的，在交通建设上下大气力。开辟官道，增设驿站。顺帝时，驿站达1500多处。交通网络四通八达。通往欧洲的驿道，一是由大都(今北京)出发，经陕西、甘肃，沿天山南路：到达中亚、西亚，再到欧洲；二是由大都出发，经和林，沿天山北路，到达中亚、西亚，再到欧洲。政府保护贸易途中的商人，使商人们面临的危险困难大大减少，中西陆路丝绸之路贸易再度繁荣。当时从西方而来的商路也有两条：一条是老马可1271年随其父、叔由君士坦丁堡出发：经两河流域、伊朗高原，越帕米尔高原来中国的路线，从现新疆喀什入境，经罗布泊到达敦煌，再由敦煌去大都或上都。这条道叫波斯道。钦察道着重于政治外交和军事行动，波斯道则着重于经济贸易。来往于两条商道的商贾多为队商，由几十人或几百人组成，携带武器，互保安全。往来于中国西北、中亚、西亚到达地中海沿岸或印度半岛、阿拉伯半岛，远至东非、北非、欧洲。当时的运输工具，主要是骆驼，既能载货，也能乘骑。从中国西去的商人携带中国丝绸、瓷器、茶叶、麝香、大黄等；从西方来中国者带来各地的珠宝、象牙、犀角、香料、玉器等。 明代：从丝路贸易到茶马贸易 明代，丝绸之路曾一度繁荣，出现过多达800峰骆驼、5000匹马组成的庞大商队。他们将中亚、西亚各国的珊瑚、琥珀、美玉、金刚钻等珍宝，乳香、血竭、安息吞等名贵香料和药材运到中国；又将中国丝绸、茶叶、瓷器、大黄等传统名品运往中亚、西亚和欧、非。到了明代中期，由于奥斯曼帝国垄断了西方对东方的陆路贸易通道，西亚、中亚大小政权纷纷建立，相互之间的战事频繁再起，造成丝绸之路的不畅通。此时海上贸易逐渐兴起，古老的丝绸之路已呈现衰落之势。 另一方面。明王朝出于固边守疆的需要，作出西抚西蕃、北御北元的战略决策，除了政治上安抚、笼络西北各政权首领外，又恢复了自宋以来对西北地区的茶马贸易。茶马贸易的互市地区仍是历史上的川陕甘地区。 为了控制茶马贸易，明政府实行了严格的禁榷和强有力的控制，建立了各种专门机构，制定了一整套细密的制度。一是设立茶课司以征茶税。内地茶税率宣课司仅收1/30，而对川陕用于易马的茶叶税率高达1/10。二是设置茶运所以行官运。在成都等地设有茶盐转运司，负责将征收的官茶押运至陕西汉中府界。中途在骆驼港、高桥、优羌、宁远设四个茶运所。最后运至河、洮、西宁三个茶马司。三是设置茶马司专职市易。明洪武年间在西部地区设立的茶马司先后有秦州(天水)、河州(临夏)、洮州(临潭)、甘肃卫(张掖)、雅州(四川雅安)、永宁、甘州、岷州、庄浪、西宁等地。各茶马司皆建有仓库，运来的官茶就储入仓库，以备易马。四是实行巡禁私茶制度。洪武初年就实行茶引制度，商人纳钱贩茶即为合法。五是派遣专职官员管理茶马事。曾设过“四川茶盐都转运使司”机构和官员，专管四川的马政、茶法和盐法，还设过“行人司”巡视茶马事务。六是实行金牌勘合卸度。这是采取“贡赐贸易”的形式，对西部各族约定每年的纳马数，发给“金牌信符”勘合，来年蕃人凭牌纳马易茶。金牌制的实施，使明政府在政治、军事、经济三方面加强了对西北各民族的控制。但这种带有强制性的征发贡赐，违背商品经济规律而存弊端，受到各竦官、商、民多方；中击。到嘉靖三十年以“改造勘合”又恢复了这种“贡赐”形式下的贸易。 明代西北部地区的茶马贸易，基本上体现了官方专卖制的特点，但又不能不受处于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某些规律的影响。明代的茶马贸易走向了凄凉晚境。 明代的茶马贸易和马市贸易对于巩固明王朝的政治统治、军事力量、国际安全有重大意义。同时在客观上对羌、藏、蒙古、汉诸族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和西部、北部经济的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茶马、绢马或布马贸易首先促进了西部和北部牧区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促进了畜牧业生产技术的进步、牧畜繁殖数量的增加和畜产品加工等手工业的发展。其次是通过合法和走私贸易，内地茶、布、绢、粮、盐、手工业品大量输入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丰富和改善了各族人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条件，并带去了汉族的精神文明。第三是西部和北部牲畜和畜产品的内输，也丰富和发展了内地汉族人民的生活内容，促进了汉族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催生了明中后期全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 清代：丝路贸易、茶马贸易的历史终结 清代西部商贸进一步发展的表现形式，首先是民族地区区域市场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