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战略的决策路径.docVIP

中国对外战略的决策路径XX年第二季度数据表明,中国GDP总量首次超过日本,成为当今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向世界第一的美国看齐。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受到的国际关注也会随即上升,受到的国际战略压力也将日益加大。近来,美国在黄海、南海、人民币汇率等议题上对中国的压力,以及周边国家对中国未来的担忧,表明中国受到国际因素制约逐步加大的趋向。迄今为止,中国的经济优势仍然无法有效转化为战略优势。因此面对中国迅速发展的趋势,抓紧制定中国大战略成为摆在中国面前的紧迫任务。 中国进入战略选择期 XX年发生的世界金融危机,使我国的国际地位迅速上升为当今世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令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和期盼急剧增加。“G2论”、“中国模式论”、“中国道路论”、“中国成为超级大国论”迅速涌现,中国的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从联合国系列峰会、GXX年内突然成为世界第一大国,包括英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呼吁美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事务中扮演更多角色,美国国会拒绝了。然而,随后发生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和二战迫使美国不得不彻底放弃孤立主义战略,确立国际主义战略。在中国的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中央最初准备“计划用五年的时间来解决,要准备长期斗争,五年到十年甚至十五年”,然而,随着战场形势的变化和“三大战役”的顺利发展,解放军在战争中的战略地位一下子从防御转变为主动。这一转变来得突然,超出了预期。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根据“人民战争转折点提前到来”的现实迅速调整,及时提出了解放全中国的战略,加快了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因此,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绝不是实力提高后骄傲狂妄心态的心血来潮,而是中国国际地位和战略态势变化的必然结果,归根到底是由中国国际地位变化所引发问题和挑战的性质所决定的 尤其是在经济领域,XX年金融危机出现的中国外贸形势促使我国的发展战略转型,逐步从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转变为内需增长型经济发展战略。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一直是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这一战略在推动出口逐年增长的同时,也令中国日益出现产能过剩的问题。中国在钢铁、水泥、建材、风能等许多领域都面临着严重的产能过剩。面对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中国在战略上如不尽快从出口导向型战略转变为内需增长型战略,在外交上就将面临国际范围内防不胜防的保护主义反制措施,甚至引发严重的外交争端和国际关系动荡,最终损及中国的根本国家利益。金融危机下欧美国家的低迷和中国的风景独好,很容易刺激西方舆论界的神经,原本还有些模糊的中国崛起印象一下子清晰起来,“为什么中国与众不同?”这是寻常百姓马上就想到的问题。这一急剧的心理变化一经媒体鼓噪,立刻就成为一些企业、利益集团乃至政治领导人的口实,“拿中国说事”、“以中国转嫁矛盾和危机”自然就会成为这些力量赢得支持十分方便的策略。于是,针对中国产品的“双反措施”来了,名目繁多的对华“贸易保护主义”来了,各种各样的“中国责任”也来了,花样翻新的“中国威胁论”更是接踵而至。所有这一切,其深层的战略意图都是让中国买单,成为一些国家转嫁金融危机的牺牲品。形势的发展日益表明,金融危机一下子改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位次,凸显了可能多年以后中国才会面临的结构性问题: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究竟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配角”还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主角”?相应地,在战略全局上,中国从“战略机遇期”提前进入了“战略选择期”:中国究竟是加快全球化进程,迅速确立与其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家战略?还是继续维持现状,在现有的战略框架内延续具体问题个案处理的传统思路?现在已经到了需要作出选择的时候了 面对中国国际地位急剧变化后出现的新问题,单纯靠以往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一对一”的策略已经不敷应对。XX年的北京奥运会、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以及去年举行的中国国庆阅兵,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短时间内接连上了三个很大的台阶。中国现象引人注目,中国模式广为关注,中国未来令人羡慕。时至今日,即使中国继续保持低调姿态,也难以遮蔽中国外交的光芒。事实上,近年来,我国领导人已经提出了很多富有启发的思想,比如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努力营造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等。胡锦涛主席在XX年7月第11届使节工作会议上,及时将提高我国国际政治影响力置于外交工作的首要任务,并且为外交工作提出了提高我国形象亲合力和道义感召力的新任务。然而,迄今为止,我国还缺少以提高国际政治影响力为核心的外交战略,从外交战略向以提高政治影响力为首要任务的战略转型非常急迫。然而,这些观点更多是指导实践的思想指针,是关于未来蓝图的理想规划和战略目标,它们需要具有操作性的战略布局作为支撑,需要有实现目标的具体途径和方法予以现实化,需要进行实战性的战略思维创新。换言之,中国战略转型辩论的重点不是“应该说什么”和“应该做什么”的问题,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