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制度的力量促使国强民富.docVIP

以制度的力量促使国强民富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所取得的成就世人注目。然而,由于新兴阶层的迅速崛起,凸显了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公,社会财富急速向少数人集中。为了改变国富民不强的现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建成既体现制度精神又能够促进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强化社会主义制度的力量。 骄人的成就与焦人的问题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曾经积弱积贫的形象被彻底改变,一个正在崛起、日益强大的中国屹立在世界东方。XX年日本第二季度的GDP总值为1.28万亿美元,而中国同一季度的GDP为1.33万亿美元,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已经能够对世界产生深刻影响。从国家综合实力的展示看,中国不仅成功举办了“奥运会”、“世博会”,实现了“嫦娥奔月”、“索马里远洋护航”,而且积极参与国际抗灾救援活动,承担起作为大国的国际责任。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中国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在京联合发布XX年《国际形势黄皮书》中指出,包括美国、法国、中国、印度等西方七国和“金砖四国”共计11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排名,中国位居第七。就此而言,中国在实现强国梦的历史进程中,已经进入取得骄人的成就,绝不为过 同时,与国家强盛进程同步的是中国新兴阶层崛起。《XX年前增长了64%,比去年增长了26%。发达国家一般情况下要经过3代人的努力与积累才达到的财富,中国人可以在十几年,甚至几年就梦想成真 然而,由于新兴阶层的迅速崛起,凸显了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公,社会财富急速向少数人集中。与百亿富豪形成巨大反差的是,据国家统计局公布,XX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75元,实际增长9.8%。温家宝总理在第65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指出:中国还有1.5亿人口生活在联合国设定的贫困线之下 收入分配差距原因分析 成就与问题并存,是发展阶段必然出现的现象。要缩短发展的阵痛期,首先得找准痛因 一是GDP崇拜的恶果。虽然经济快速发展不是万能,但没有快速发展万万不能。以此为由,地方政府无论是出于自己政绩的考量,还是出于“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考量,都死死盯住GDP增长。但与此同时,强力推进经济增长助长了地方强权政府的形成。如今“强拆”已成为最为普遍、最为尖锐的社会现象。宜黄拆迁事件出现后,新华社评论道:权力滥用是悲剧根源。宜黄拆迁事件无异于一面镜子,照出了部分干部扭曲的政绩观和急功近利的冲动。种种类似拆迁行为,打着诸如“公共利益”的幌子,不顾群众权益,通常都有急功近利、早出政绩的冲动,忘记了应该“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根本要求。后果必然是拉开政府与百姓的距离,导致严重的官民矛盾和冲突;由此日新月异的后面,丧失的不仅是道义,还有对社会制度的伤害 二是国企管理层高薪激发民怨。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强大的国企,承担起社会制度的基石和支柱的作用,这是不容置疑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是公平正义,是社会财富分配差距逐日缩小而不是逐日扩大。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营企业,特别是个体工商业的繁荣和壮大是普遍百姓日益富裕的必然之路,这也是不容置疑的。强大的国企与壮大的民企不可偏废。但是,中国国企不同于其他发达国家的大型企业。由于制度使然,中国国企拥有国家资源,包括资源自然、政策资源及市场资源等。因此,在不可否定国企高管的能力与水平的同时,也很难将国企的发展全部归功于高管的辛勤与智慧。1997年,褚时健事件是国企高薪的导火线。褚时健在任上干了17年,17年间创造了中国第一品牌红塔山,为国家创下800亿元利税,而他17年间全部收入仅为80万元。由于风险-收益的不对称以及收入-贡献的不对称,楮时健在退休之际贪污受贿。此现象被称为“59岁现象”。国企缺乏应有的激励机制是“59岁现象”的主要外因。然而,为了给国企高管的贡献一个应有的薪酬,我们却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XX年一家国字号保险公司年报显示,有3名董事及高管XX年的税前薪酬超过了4000万元,其中董事长税前报酬为6616.1万元,折合每天收入18.12万元。网民算了一笔账,按照一个农民工年收入2万元计算,6616万元的年薪相当于3300多名农民工的年收入。国企高管的高薪成为社会舆论质疑的目标,遭遇股民痛骂。高管高薪与国际化接轨,实际上是一种赤裸裸的“利益化”。国企高薪破坏了社会财富公平分配的制度原则 三是灰色收入成为拉大收入差距的原因之一。XX年,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及他的课题组发布了《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报告。报告指出:钱权交易、以权谋私、公共投资与腐败、土地收益的分配及其他垄断收益的分配是灰色收入的主要来源。没有体现在收入统计中的隐性收入,80%以上集中在XX年灰色收入是5.4万亿元。无论这个数据是被高估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