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香港知识生产与大学教育检讨香港的反智倾向.docVIP

近十年香港知识生产与大学教育检讨香港的反智倾向虽然香港近年被称为知识型的经济，但社会对知识的热爱和渴求却并不普遍。甚至可以说，过去十年香港这个“知识型经济”，其实是见证了反智文化的扩散 香港统计处XX年年初发表了《香港――知识型经济统计透视XX年的一项研究指出，“愈高班的学生的自信心和学习动机愈低”，这从侧面印证了高学历并不等于爱智。此外，香港法住文化中心XX年6至7月访问了1000多名中二至中七香港学生，发现最多学生喜爱的教师是要“关心学生”(78％)、“灵活有效的教学方式”和“风趣幽默”(51％)，而学识丰富只排第六(37％)，在通讯和计算机科技主要用于交往和娱乐的社会脉络下，这样的调查结果也不会在意料之外 当代大众传媒的运作，多会追求快速、容易消化的消息，一般都排拒甚至压抑智性的讨论，具体的表现是：经常要求大学的教授或研究人员发表一些他们没有建基于调查研究的意见，而一些学者也乐意成为对所有问题都能够住短时间给出答案的快速思考者(fast thinker) 生产和传递知识的大、中学校，往往也不太尊重知识。在香港的大学中，学生很少会主动阅读，讨论学术思潮和社会问题也极为罕见，教师在学校的工作环境中也容易变得不再关心专业和分内工作以外的智性活动，失去关心真理、终极价值和正义等知识分子的兴趣，使学院越来越弥漫平庸气息和反智氛围，而“知识”则变成肤浅、容易消化、可以分拆出售和消费的商品 香港并非唯一反智的“知识型经济”，富里迪(Frank Furedi)的《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就谈及英美两地的类似状况。富里迪指出，尽管博物馆、持续进修、文化艺术中心和新书出版数量等不断增加，但在执世界科技和教育服务牛耳的英美两地的教育和文化界中，却愈来愈充斥着庸人(Philistine)精神和反智气氛。最能体现社会“弱智化”的，是知识分子在社会的重要性日益降低，专家、学者和行政管理人员的兴趣、想象、工作只局限于其工作机构有关的事情之内，并不会或不愿处理范围更广的在地(local)和全球(global)问题，也不会“在精神上与日常事务的惯例和压力保持距离” 正如萨义德(Edward Said，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s．London：Vintage，1994)所说，知识分子的职业化不仅令他们的独立性和判批能力受损，更同时强化了将知识纯粹看作为达成其他实用目标的工具的态度 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 富里迪认为，造成“知识型经济”反智的原因，主要并非源自市场化的影响，而是归因于公共政策的包容政治(politics oflnclusion)――也就是指公共机构不断降低对知识水平的要求，以“迁就”或包容民众参与。他以英美的选举为例，指出政治辩论的水平不断下降，竞选成了肤浅的公关宣传，或纯技术性的观点(technical opinion)，缺乏思想政见的认真交锋，结果不仅令知识分子疏离政治，更造成了民众的冷漠。但政治政客和官员却把这些疏离和冷漠理解为民众的政治水平不高(甚至是“民智未开”)，推导出的解决方法是进一步降低对民众参政的要求(例如设计出令选民更容易投票的方式)，而非提升政客和官员的思想政见水平，结果自然是加剧了社会弱智化的倾向 要解决这问题，富里迪认为必须改变仅把知识看作成工具的态度，告别那种认为民主参与和高质素的知识标准是不兼容的错误观点，批判政客／官员、传媒编辑、教师继续“喂给大众容易消化的知识和文化的家长式做法”，为民众提供社会所能给出的最高水平的知识和思想 中西文化交汇的迷思 号称“知识型经济”的香港，除了由娱乐和商业主导的科技生产和消费、由考试成绩堆砌起来的学历以外，我们的社会所能提供最高水平的知识和思想，还包括些什么? 一种理解认为，香港是一个十分国际化的都市，因此在香港念大学能够尽享东西文化的精粹。然而，香港的国际化只是在一些方面而言是对的，例如对世界各地的信息的开放。与此同时，香港的主流文化仍然是十分本土、缺乏国际视野的，例如大众传媒的焦点主要是本土关注的议题，对国际问题的报导，不是受美英等国主导的CNN、BBC和路透、法新社的大路新闻，就是花边趣闻的小道消息，基本上缺乏对国际问题，特别是有关非洲、拉美、南亚、北欧等地的深入讨论和分析。结果，尽管在香港就读大学的学生不难在图书馆或互联网上阅读到世界各地的信息，但却不容易与其他师生深入讨论国际问题 另一方面，尽管香港居民绝大部分都是华人，但香港社会(包括大学生以至大部分的教师)对传统中国文化的理解却十分薄弱，因此所谓能够结合中西文化之说，恐怕也是言过其实 创造新的教育方式 香港过去能够长期充当内地的对外窗口，成就了高速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1950年代初的朝鲜战争和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