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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农村社会冲突的策略 【摘要】农村税费改革减轻了农民的负担，然而农村社会矛盾和冲突仍然存在并呈现出新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社会的稳定及和谐社会的构建。地方政府要从农民增收、保护土地权益、增加财政补贴、畅通民意表达渠道、建立农村群体性事件的预警机制等方面着力，有效防范农村社会冲突 【关键词】税费改革 农村 社会冲突 农村税费改革后社会冲突状况 税费改革后，农民负担大大减轻，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但随着农村城市化、工业化改革步伐的加快，农村社会的利益多元化趋势更加严峻，利益冲突不断加剧，社区分化日益加强，社会秩序受到了很大冲击，各种纠纷和冲突不断显现出来，并呈现出新的特点： 冲突主体发生转换。税费改革前，农村冲突主要是农村内部农户之间或者村落之间的纷争，且起因多是对山林、土地、水面等资源的争夺，或是家庭或宗族之间的日常纠纷；同时也存在因农民负担和计划生育问题引起的干群纠纷，但所占比例很少。税费改革后，农民针对村干部、基层政府和干部的干群矛盾比较集中 冲突热点发生转移。税费改革前，农村社会冲突主要由农村“三提五统”的收缴、农民负担过重引起。税费改革后，农民负担问题得到了较为彻底的解决，取而代之的是因土地问题引发的农村矛盾。从纠纷的种类来看：有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土地调整纠纷、土地使用权流转纠纷、土地收益分配纠纷、土地征用纠纷 冲突内容日趋多元。税费改革前，农村社会冲突的主要问题集中在农民负担、乡镇政务和村务公开、干部方法和作风、社会治安等方面。改革后，冲突的问题在各个层面上出现了扩散化趋势，在原有冲突内容继续不同程度存在的前提下，土地问题逐渐成为冲突热点，同时出现了环境污染、民工工资、基础设施冲突、司法问题与针对私有制企业的厂社矛盾等许多新情况、新问题 冲突烈度加剧。税费改革前，农民向政府表达意见和不满的方式主要以“沟通”为主。即使在矛盾激化的情况下，绝大多数农民也是通过合法的途径表达自己的意见，这时上访和信访就成为农村社会冲突发展的重要表现形式。税费改革以后，农村社会冲突的强度呈现出日趋激烈的态势，表现为：一是集体上访呈上升态势；二是来访比例居高不下，来信比例偏低；三是越级上访比较活跃 上访组织化程度高。税费改革前农村社会矛盾相对说来是自发的、分散的，矛盾的个体之间交往也不频繁。税费改革后，相当多的农村矛盾和纠纷涉及一部分人的切身利益，共同的利益目标把大多数人维系在一起，参与人员越来越复杂，对政府工作的规律把握更准确，越级上访的组织日趋周密，使基层政府工作难度加大，防不胜防 税费改革后农村社会冲突产生的原因 随着我国经济改革向纵深推进，利益格局剧烈变动和调整，各类社会矛盾围绕着经济、社会上的各种问题相互渗透和相互交织，从而使具有相同利益的社会成员针对其共同关心的问题极易形成共同的利益诉求和心理共鸣，而且由于彼此间联系的技术手段的改进，他们极易就共同关注的话题进行沟通和串联，从而形成某个具有社会影响的共同话题，从而为群体性事件的爆发提供了心理基础。①可见，农村社会冲突的产生有其宏观背景原因。在这种宏观背景下，税费改革后农村社会冲突又有其产生的特殊原因 农民利益受损是导致农村社会冲突的最直接原因。随着农村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基层政府、开发商无视农民的土地权益，对农民的土地房屋强征强拆、补偿不公，或侵吞克扣征地款，使农民失地又失业是引发冲突的直接原因。尤其是税费改革后种地负担明显减轻，各项惠农政策带来良好政策预期，许多农民开始努力寻求更多土地耕种。当政府及其官员侵占自己的土地时，他们更有可能起来反抗，采取各种手段维护自己的土地权益 基层财力下降是导致农村社会冲突的间接因素。税费改革后，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的收入相应减少，再加上农村经济基础薄弱，乡村两级收入来源很少，而乡镇事业发展需要投入的资金越来越多，使得其收支矛盾越来越突出。为了弥补财政收入的缺口，导致基层政府不得不依赖于“以地生财”，土地问题成为基层政府与农民新一轮冲突的焦点 基层政府行为失当是农村社会冲突的导火线。基层政府处于与农民打交道的最直接环节，其政策执行水平、工作方式方法、道德精神品质倍受群众的关注和监督。据笔者对上访情况分析，超过50%的重复上访和群体上访不同程度与干群关系有关。一些本来不大的矛盾由于体制的挤压，激化了干群紧张关系，酿成了重访和集体上访等激烈冲突 农民利益表达和维权制度化渠道狭窄是引发农村社会冲突的制度救济原因。现阶段，各地区为农民提供的利益表达和维权渠道十分狭窄，而且还存在一些弊端影响其功能的正常发挥 信访作为农民最常用和最主要的意见表达渠道，是农民联系各级政府的一条重要纽带，但由人为因素导致的信访系统信息沟通障碍却限制了信访功能的发挥。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