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宣言》发表台前幕后.docVIP

《八一宣言》发表台前幕后在中共党史上，《八一宣言》是一个重要文献。但是令人奇怪的是，这一文献并不是在国内发表，而是在莫斯科发表的。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华北事变”与中华民族危机的加深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开始侵略中国的东北，发生了所谓的“满洲事变”。日本在东北扶植了所谓的“满洲国”，接着又把手伸向华北，搞所谓华北“特殊化”、“自治” 华北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区之一，当时包括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5省和北平、天津两市。1933年5月的《塘沽协定》签订后，主持北平军分会的何应钦，对日交涉所持的原则是妥协退让。不久，日本军部重提“分离华北”，确定了使华北特殊化的侵略扩张政策。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天羽英二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其后被称为“天羽声明”。这个“声明”拒绝国际社会对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的谴责，公开宣布中国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反对各国对中国的援助 “天羽声明”出笼的第二天，日本关东军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即假借“华北人民爱国协会”名义，向日本陆军参谋部提交机密文件，提出目前最迫切的是“建立一个新的华北政权”。1935年1月4日，关东军在大连召开会议，决定要在华北扶植能够“忠实贯彻日本要求的诚实的政权” 此后，日本军队便在华北地区不断制造事端，加紧了侵略步伐。1935年1月，关东军制造察东事件，迫使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撤出察哈尔东部 在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下，国民政府继续屈服于日本的压力。1935年5月4日，上海《新生周刊》因发表《闲话皇帝》一文，被日本指为“侮辱天皇，妨害邦交”，要求国民政府封闭新生周刊社，惩办主编及作者。国民政府立即将该刊予以封闭，并把担任主编的杜重远囚禁。6月10日，国民政府又颁布《申做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令》，把日本称为“友邦”，宣称：“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不得以此为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国交”，“如有违背，定予严惩” 国民政府的软弱，使日本侵略者更加肆无忌惮。1935年5月，日军制造河北事件，出动坦克、装甲车、炮队到河北省政府门前武装示威，关东军则集结重兵于山海关、古北口待命 河北事件发生后，日本方面多次向何应钦提出对华北拥有实际统治权的无理要求。6月9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何应钦提交“备忘录”，并限期实行。“备忘录”内容主要有：取消河北省和北平、天津两市的国民党党部；撤退驻河北省的国民党中央军、东北军和宪兵第三团；撤换河北省主席和北平、天津两市市长；撤销北平军分会政治训练处；禁止全国抗日活动等。7月6日，何应钦致函梅津美治郎，答应了日方6月9日所提各事。梅津美治郎的“备忘录”和何应钦的书面复函，被称为“何梅协定” 在河北事件发生之时，日本关东军又在察哈尔制造张北事件。日本方面借口其人员在张北受到中国军队盘查，于6月11日向察哈尔省代主席、民政厅长秦德纯提出无理要求。6月27日，国民政府指派秦德纯与日军代表土肥原贤二以换文方式签订了“秦土协定”。国民党当局同意从察哈尔省撤退中国驻军和国民党党部，解散抗日机关和团体，聘请日本人为军事和政治顾问。“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实际上把包括北平、天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奉送给了日本。国民党政府的丧权辱国政策，助长了日本吞并整个华北进而灭亡中国的侵略气焰 为使华北五省二市脱离中国而“独立”，日本侵略者大力收买汉奸，鼓动“防共自治运动”。1935年11月25日，日本扶植汉奸殷汝耕在河北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控制冀东22个县。国民党当局计划于12月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作为适应日本要求“华北自治”的妥协办法。这个委员会以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军长、曾任察哈尔省主席的宋哲元为委员长，委员中包括日本推荐的老官僚王揖唐、王克敏等人。在日本政府看来，成立这个委员会，是使华北成为第二个“满洲国”的过渡 通过华北事变，日本侵略者控制了华北大部分地区。从关外到关内，中国人民遭受日本侵略者的残酷蹂躏，而大大小小的汉奸卖国贼，却仗势欺人，狐假虎威。此时有人描述这种情景说：“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日本扩大对华北的侵略，使中华民族陷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 在华北问题上，英美与日本之间存在矛盾 日本侵占华北的行动，使中国人民更强烈地感到民族危机的深重，对国民政府的丧权辱国行为更加感到愤慨。民族资产阶级中要求国民政府改变对日政策的呼声日益增强。国民党内部的爱国分子，对国民政府一贯执行不抵抗政策的不满情绪也更明显地表现出来。一些不在南京政府内掌权的地方势力和政治集团，趋向于举起抗日的旗帜来反对控制南京政府的蒋介石、汪精卫集团 这时，国民党内亲英美派和亲日派的矛盾与分化逐渐加深。在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