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挑战》和他.docVIP

《讨论》、《挑战》和他看到两篇文章，都是关于三十年前的那一场真理标准讨论的。一篇是在《报刊文摘》上看到的，题为《华国锋在“真理标准”讨论中》（以下简称《讨论》），原载《财经杂志》第9期，作者胡德平；一篇是在网上看到的，题为《邓小平怎样挑战“两个凡是”》（以下简称《挑战》），《文摘报》转载时，标题为《从历史看邓小平与华国锋斗争的政治艺术》）。坦率地说，我赞赏胡德平的《讨论》一文，以为这篇文章最可贵的一条，就是尊重历史事实，给人们一个有关真理标准讨论的完整的历史概念 从胡德平的《讨论》一文中，人们可以看到华国锋在真理标准讨论的整个过程中，至少有这样三条应当肯定： 其一，“真理标准”讨论，并非无的放矢，这是针对“两个凡是”展开的讨论，提出“两个凡是”的，恰恰就是华国锋。然而，华国锋没有因此而失态。他是允许讨论（或争论）的。胡德平的《讨论》一文说：“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认为是个理论问题，要搞清楚。他更没有暴怒、不计后果地把形势搞乱弄糟”，其依据是“《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并未因刊登《实》（按：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社长、总编辑就遭到撤职查办的处分；耀邦同志也未因组织、引领、推动这一讨论而停止他的党校副校长和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工作” 其二，《讨论》一文披露1978年8月18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说的一件事：“王任重问华主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怎么回事？华主席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胡德平认为这段史料“应引起历史学家的注意”。这是华国锋对那场讨论的基本态度。他在那年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是下了决心叫大家讲话，既然把大家请来了，就要让大家讲话，集思广益。”下决心“叫大家讲话”，大家讲的会是什么话，他也是估计得到的，但他还是“把大家请来了” 其三，华国锋说的要把问题“搞清楚”，不是“搞”到与他一致了才算“清楚”；他所说的“团结”，不是在“搞”到与他一致了后，再居高临下地去团结“与自己意见不同”甚至是“反对过自己而被实践证明是反对错了”的人。他是真正践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具有准备随时修正错误的勇气和格调，“最终还为自己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要求停止对个人崇拜的种种宣传” 综上所述，《讨论》一文始终没有忽略一条：“华国锋同志当时作为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和中央军委主席，处于最高领导地位”。所以，文章在说到当时的“政治空气”时，认为“国锋同志的克制、宽容态度也是相当重要的”。接着这个话头，我想再说一句：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以及此后的三中全会之所以取得成功，不仅得益于邓小平、陈云以及胡耀邦等人的思想鲜活开放，也得益于华国锋的胸怀坦白开阔。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能有这样的宽容与克制，能有这种并非作秀的民主作风，在我党的历史上还相当罕见 令人遗憾的是，在不少文人笔下，华国锋这种政治品质以及他的历史功绩，没有得到比较客观的肯定。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以及此后的三中全会，变成了邓小平战胜华国锋（包括挑战华国锋）的斗争。《挑战》一文就是这样的一个范本。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会记得，关于邓小平的工作问题，华国锋曾经有过八个字的意见，叫做“水到渠成，瓜熟蒂落”。邓小平也曾写信相当诚恳地表示“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与安排”。在此几个月后，邓小平恢复党内外一切职务。他在十届三中全会上又相当诚恳地说：“我今年七十三岁，当英明领袖华主席不很称职的助手，至少还可以再干十年。”在这封信和这次讲话中，邓小平确实都说到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这是他的思想的自然流露。但在《挑战》一文（以及其他许多诸如此类的文章）中，那些相当诚恳的话都被隐去了，似乎根本就没有过这回事。有的只是“悄悄地”隐藏在那封信中的“华国锋可能还没有觉察到”的“深刻用意”，有的只是在公开场合的“策略”和私下谈话中的“挑战”，诸如“抓住华国锋讲话中的矛盾，直接向两个凡是提出挑战”，诸如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使华国锋无回旋之地”，等等。此类文章的作者或许根本就没有想到，当还很清晰地记得这一切的人们在看了他们的文章之后，会对他们以及他们褒贬的历史人物生发怎样的感慨？！ 最近有一部关于邓小平的书，好像是说他如何“改变中国”的。此前似曾见过一些类似的人物传记，所说的“他”却另有其人。我看过说邓小平“改变中国”一书的部分章节，感到内容比较翔实，看得出，作者力求尽可能完整地反映那一段历史，但我不欣赏这样的书名。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问题，无论说谁“改变了中国”，都不符合历史事实。记得邓小平曾对外国友人说过，粉粹“四人帮”，“不是一两个人的事”。那么，“改变中国”，能是一两个人的事么？一个人“改变”了中国，其他人都干什么去了？一个人就能“改变中国”，还要其他人干什么？如果中国不断地被某一个人所“改变”，是否就值得庆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