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廉政文化建设域外经验.docVIP

交通廉政文化建设域外经验在全球化的今天，交通廉政文化建设已不再是一个国内问题，借鉴和吸收域外交通廉政文化建设的经验对当下我国交通廉政文化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综观国外和境外反腐斗争的历史与现状，我们发现，无论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还是发达国家和地区，其交通廉政文化建设都有许多共性特征经验。 一、反腐法制化：交通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保障 反腐法制化具有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等其它反腐形式无法比拟的优点，这是域外治理腐败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交通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保障。许多国家都十分重视法律在交通廉政文化建设中的作用，把有关反腐的活动都纳入法律调整的范围，从而努力实现交通廉政文化建设的法制化。整体而言，各国廉政立法制度有以下主要特点： 1．廉政立法历史悠久。与其经济社会发展的程度相适应，西方国家的廉政立法历史悠久。美国是制定防范和惩处公职人员犯罪法律较早的国家之一。早在1883年，美国就颁布了《文官制度法》，1978年修订为《文官制度改革法》。该法要求政府公务员奉公守法、廉洁自律、不得贪赃枉法、不得以权谋私、不得营私舞弊等。英国在1889年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反腐败法，即《防治公共机构腐败行为法》，以防范和控制腐败蔓延。瑞典政府为了确保公务员的廉洁，于1919年制定了反对在商业活动中行贿的法律 2．廉政立法较为齐全。西方国家既有反腐的一般法律规定，又有反腐的专门法律规定；既有立法机关的法律规定，又有行政机关的行政命令。例如，美国政府发布了大量的行政命令，确立廉政标准和廉政行为准则。而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就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而严格的廉政法律法规，并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和完善 除了这些一般意义上的廉政立法之外，许多国家还十分重视在专门的交通立法中规定有关廉政方面的内容，或者至少可以说，立法中相关的制度规定事实上可以有效防止交通腐败的产生。例如，加拿大于1967年制定了《加拿大国家运输法》，这是加拿大议会所制订的第一部运输法。1987年联邦议会对该法进行修订，制定新的《国家运输法》，1996年又修改为《加拿大交通运输法》，该法强调尽可能利用竞争和市场作为提供经济有效的运输服务的基本手段，从而排除行政手段的任意干预。这样一来，交通行政权就得到了事实上的有效制约，其被滥用的可能性大大降低，腐败必然随之减少。这充分体现了制度防腐的优势所在。事实上，加拿大的《交通部法》、《航空法》、《海洋运输法》、《海洋运输安全法》、《铁路运输安全法》、《货物空运法》、《危险品运输法》、《机动车安全法》等主要的交通运输法律法规都规定了相关的制度和措施，有效防止腐败的滋生和蔓延 3．廉政立法严肃有效。法律的效力是法律的生命。因此，西方国家特别注重廉政立法的法律效力。例如，美国1989年通过《廉政改革法案》，该法案把有关政府工作人员卸职后重新就业限制规定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国会议员和高级政府官员，这使美国廉政立法更加严密有效。新加坡是目前为数极少的在高度发展经济的同时，又能有效遏制腐败现象蔓延的国家。为了有效地惩治腐败，新加坡政府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加强法制建设，依法治贪。为了保证各级政府官员的清正廉洁和机构的高效运作，新加坡制定了《防止贪污法》并多次修改、《没收贪污所得利益法》、《公务员守则和纪律条例》以及《公务员惩戒程序规则》等重要法律法规，从而有效规范公务员的行为，预防腐败的产生 4．注重道德规范向法律规范的转化。西方许多国家早就认识到廉政建设不仅仅是一个法律制度问题，更是一个道德规范和行政伦理问题，因而在反腐时十分重视将这两者结合起来。在美国，提高公职人员道德水准成为70年代以来反腐立法浪潮的一个主要内容。这些反腐立法包括：1970年通过的《有组织的勒索、贿赂和贪污法》，1977年的《对外贿赂行为法》，1978年的《文官制度改革法》、《监察长法》和《政府道德法》等。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在1978年制定了《政府道德法》，授权成立政府道德署，负责指导全国行政的廉政工作、制定行政系统统一的行为准则和廉政计划。另外，行政系统的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道德署，负责制定适合本部门特点的行为准则补充规定，与政府道德署协商制定并实施本部门的廉政计划。政府各主要部门和机构中还设有专职道德官，他们专门负责审查和处理本部门中的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冲突。[1]45 需要强调的是，反腐法制化只是域外治理腐败最为有效的制度之一。除此之外，其他制度还包括财产申报制度、高薪养廉制度、公职人员轮换制度、政务公开制度、财务制度、审计制度、人事制度、税收征管制度、公务回避制度、官员问责制等，它们相互作用，共同防治腐败这颗社会毒瘤 二、监督社会化：交通廉政文化建设的锐利武器 加强社会监督无疑是交通廉政文化建设的锐利武器。监督腐败不仅是政府的责任，更有赖于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