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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行政程序法典化几个问题摘 要：我国分散性的行政法法体模式所造成了一系列的弊端要求行政程序法典化。近年来的依法行政实践已为行政程序法典化提供了铺垫。未来的行政程序法在目标模式、内容选择和体例安排上，要考虑我国法律传统、现状和现实要求，做到逻辑性和务实性的统一。 关键词：行政程序法；现实性；目标模式；内容选择 中图分类号：D9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XX年代以来，行政程序法成为我国行政法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国外的行政程序理论和法制大量介绍到我国，关于行政程序的论文、专著纷纷问世，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自1996年始，包括《行政程序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许可法》等一系列行政程序法律的颁布、实施,也为制定行政程序法提供了经验，可以说，我国制定行政程序法的时机已经成熟。 二、关于行政程序法的目标模式 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是指通过行政程序法的体系和所有内容所体现的、行政程序法在价值取向上的主要特点。现代行政程序法受到多个价值目标的指导，或者说行政程序法的不同内容可能体现了不同的价值取向。行政程序的目标模式不是指行政程序法所体现的所有价值目标，而是指其体现的主要价值目标，或者说，在多个价值目标发生冲突时，优先考虑的价值目标。学者们概括行政程序法的目标模式有两种，在用语上不尽相同，但内容上基本一致，我们这里采用使用相对较广的概念用语，即权利模式和效率模式。 权利模式是以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追求公正为主导性价值目标；整个行政程序法规定的重点是与公民权利有关的程序，条款多且内容详细；在制度设计上，以公开、听证为核心，以相对人的参与权来制约行政权力，程序司法程度较高。英美法系国家和日本的行政程序法都是权利模式，其中以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最为典型。效率模式是以促进和提高行政效率为宗旨，侧重于通过行政程序促使行政机关合理高效地进行行政管理；法律中有关行政主体、代理、送达、回避、证据、期限、恢复原状和公务认证等制度占了较大份量，而听证、公开等制度的规定分量少且较原则，整体上体现了力图通过对行政权力的自我规范实现行政权力的正当运行，带有行政权力自我约束的风格；行政程序司法程度不高。 关于我国行政程序法应采用何种立法模式，目前大多数学者主张采用“并重模式”，即在程序设计上，既要重视对滥用行政权力的控制，保护公民权益，又不能忽视提高行政效率，方便管理。笔者认为这种主张是符合我国现实状况的，在理论上是合理的。第一，从我国现实而言，一方面，我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讲是权利经济、自由经济、法治经济。市场经济要求保障公民权利，为公民参与市场竞争提供充分行动空间，这就要求政府职能在广度上，要从全能政府转变为有限政府，在强度上，要对强大的行政权进行必要的控制和约束，防止权力滥用侵犯公民权利。政府职能转变，简政放权，可以通过实体法的授权控制而实现，而控制行政权行使方式，防止行政权滥用，在行政自由裁量权日益增加的情况下，世界各国的行政法治实践已证明通过实体控权和事后救济已难以奏效，而扩大公民对行政活动的直接参与，保证行政的公开、透明，建立公正的行政程序机制则是约束和控制行政权力恣意，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有效方法。同时，多年市场经济的实践也为公民程序权利意识的提高提供了社会基础。人们在市场经济的氛围中，经历了平等、意思自治和契约自由等观念的洗礼，独立人格、自由、尊严和利益意识不断增强。人们在与行政机关相处中，不再把自己看成是仅仅受行政权作用的对象，而参与、平等对待、平等对话的要求和呼声不断增强，可以预见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和深入发展，人们的主体意识将更加增强。这都要求在设计行政程序法律规范中，必须贯彻权利保护的精神。另一方面，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市场经济建立都是政府推进型，要实现赶超型的社会发展，还必须重视和加强政府的主导作用，这就要求行政程序法制不能为行政权的行使添加过多的、不必要的束缚，为行政权迅速应对复杂多变的客观环境预留空间，所以行政程序法的设计又必须贯彻效率精神。 第二，从理论上讲，权利保障和效率追求两者既对立，又统一，过于强调其中之一，都会过犹不及，关键在于平衡。不可否认，权利保障和行政效率的平衡点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谁也不能为行政程序法中权利保护条款与效率保障条款确定一个公认的比例，因为法律必须与人们的信仰和观念相适应，而公正与效率的观念在各国民众和立法者中受到重视和强调的程度并不相同。英美法系有程序先于权利的法律观和自然公正的程序观，因而行政程序法中就公正程序的条款规定较多。相反，大陆法系没有这些观点，较之于英美法系，公正程序的条款相对少一些。但我们有理由相信，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者在制定行政程序法时都力图达到权利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