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下海和继续推进改革.docVIP

官员下海和继续推进改革一个简单的道理是，改革实际上就是打破旧体制的一个过程。从经济学的原则看，社会中的个体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官员自然也不例外―――对于改革的支持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在于，支持改革给他的预期收益超过他为支持改革可能付出的预期成本。从根本上说，官员下海源于官员在市场和政府之间的竞争博弈中，通过对公私部门相对收益的权衡而做出的一种自由选择。这种自由选择取决于两点：一是相对于公共部门而言私人部门的高收益；二是能够实现获得这种高收益的预期概率 改革说到底是一个利益重新分配的问题，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使得官员在社会流动问题上处于一种两难抉择：一方面仍然不断地看到或感受到作为改革的决策和执行者，自身所拥有的社会地位和身份比较上的优势，以及在推进改革向前发展中的使命感；另一方面又羡慕那些在改革转轨期中获取了高收入的社会阶层，如企业家阶层、三资企业员工、个体户等。当二者无法统一时，官员会选择前者还是后者呢？ 这方面我们应该看到，随着市场转型的发生，９０年代以来，中国资源配置的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由过去的非竞争型的计划配置资源转变为竞争型的市场配置资源。市场转型造成了资源在人群中的重新分布。这一点反映在人群的利益结构上，就是过去与计划资源相接近的群体资源的相对丧失，和更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群体资源的相对获得。这种变迁表现在政府机构的调整上，便是有一批适应市场竞争的官员从政界走向商界 第一、在公共部门（以政府为代表）与私人部门（以企业为代表）之间，二者的职能定位差别很大。很明显，政府要提供公共产品，界定产权，维持公共秩序，促进社会正义，以避免市场所带来的外部不经济和公共产品的不提供。私人部门则提供私人产品，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定位的不同导致其部门收益的不同。对政府官员而言，在政府中的收益可能是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受人尊重（尤其是在官本位传统的中国更是如此），但同时，他也就很可能失去了更高的工资报酬、更多的出国机会、更大的个人自由。对企业人员来讲，收益则可能是更高的工资福利、更多的个人自由，但不具有足以支配社会民众、影响国家走势的公共权力。而在公私部门中的就业机会是稀缺的，必须做出选择和取舍。因此，基于公私部门收益的差别以及实现高收益的预期概率，人力资源会发生从政府到企业或从企业到政府的流动和再配置。当私人部门的收益高于公共部门的收益并且这种高收益的实现概率符合政府官员的一定预期后，政府官员会选择从政府流向企业 第二、机构调整带来的因素。连续数轮带有越来越明晰的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政府机构调整，使许多官员重新评估个人的职业素质，尤其是其中年轻的、受过更好教育、具有技能和经济取向的技术官员，他们比较容易做出投身于迅速变革的经济发展洪流中。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获得了成功并使自己成为新体制下的私营企业家。目前政府正通过机构改革实现行政机构合理化和行政人员素质的现代化，这意味着政府的角色定位应是引导和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行政部门就如同其他各个社会部门一样都是为整个社会服务的，在这个部门中的官员就如同社会大大小小的从业人员一样，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地位的差别。官员们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并不值得大书特书。就像一位经商多年的民营企业家，只要符合条件，通过正当的程序和渠道从政亦无不可。可以说，在官员下海这一现象的背后，是市场经济的确立及其带来的人们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它表明市场化不仅在经济体制改革层面初步取得支配地位，而且以市场化作为我国整个宏观体制改革价值取向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 第三、行政体制依然滞后。传统的行政体制所造成的冗员过多和基本上的论资排辈都是影响政府机构效率提高的顽症。官员的晋升过程看起来相当有序，但获得权威地位最普遍的途径也只能是仕途阶梯上慢慢爬行。这种行政体制的僵化是整体性的，各种体制问题交织在一起，而推动这一体制的变化，仅靠某些环节的改革是不够的。其结果是不能为官员提供足够的收益预期。这种收益预期包括工资福利、社会地位、职业荣誉、公众评价和发展前景等。应该说，许多年来，党政领导干部制度改革在扩大民主、完善考核、推进交流、加强监督、推动干部能上能下等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但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按年熬官、拉票贿选等这些让人民深恶痛绝的″升官之道″如今仍然有一定市场，相关报道不时见于报端。政府所需的优秀人才在一些地方难以脱颖而出，这削弱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也使得一些政府官员无法对未来抱有稳定的收益预期 中国的改革是从放权让利开始的，是一种借助政治框架推进市场化的进程，即进行行政性分权与经济性分权，改革先入者明显受到激励，得到很多的好处。我们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改革是在旧房子基本不动的情况下盖新房子（这完全不同于前苏联的改革。前苏联的改革相当于先拆旧房子，在空地上盖新房子）。盖新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