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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能否以幸福指数来考量许多人士撰文表示，国家统计局推出幸福指数等数个“软性”指数，其诉求无异是美好的，合乎情理的。从理论上讲。是一件意义十分重大的事。它不仅仅是完善统计体系、全面完整地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所必须，而且，意味着追求GDP增长不再是政府惟一关心的“大事”，关注“人”，关注人民幸福正在成为政府执政更为重要的价值取向；同时，它也让老百姓感到自己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感到自己确确实实是国家的主人，是国家之“本”。更多的人士则提出疑虑和异议。 幸福指数为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提供依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邢占军博士认为，把幸福指数作为社会评价指标时，应对其评价功能进行正确定位。幸福指数主要用于对特定的社会发展与社会良性运行状况进行衡量与评价，一般不宜用于评价政府组织的绩效，更不宜用于考察个人的政绩。在追踪幸福指数的变化时，主要是看发展是否偏离了终极目标，而不是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幸福指数增长了多少个百分点，也不是看它在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比较中位次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当然，可以采用幸福指数对城乡居民的主观生活质量、不同地区或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主观生活质量进行比较。这种比较的目的在于对以往的发展思路与政策选择进行评估，为现行政策的调整和未来政策的制定提供必要的依据，而不是作为政绩评价的标准 考察幸福指数，并不是追求幸福指数无限增长，而是力求通过幸福指数来考察人民群众主观生活质量的状况和变化趋势，进而调整政策取向，促进社会发展和社会良性运转。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会不断提高，人们的需求水平也会由低层次向高层次提升，这可能导致“幸福陷阱”的出现。所谓“幸福陷阱”，是指客观条件改善导致人们需求水平的提高，但在一段较长时间里观察，人们的幸福指数有时并不随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客观指标的加速增长而明显增长，甚至可能出现暂时的下降。“幸福陷阱”的存在提醒我们，在确定幸福指数时，一定要注意其相对稳定的特点。在主要指标保持稳定的同时，适时地对部分指标加以调整，增加或排除一些要素；对于保留下来的要素，也要对其在总体幸福感中的权重进行必要的调整 幸福指数为最急迫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导向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社会发展研究室副主任沈杰认为，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如果将“以人为本”作为发展的基本原则，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最终目标，那么，经济增长只是手段，而人的幸福才是目的。所以，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不是物质财富的最大化，而是人民幸福的最大化 经济因素是影响人民幸福程度的基础因素。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诸多其他因素，如健康的身体、稳定的工作、美满的婚姻、和谐的人际关系等，对于人民幸福程度的影响力不亚于收入的高低、财产的多少等经济因素。因此，幸福指数最重要的政策意义就表现在：幸福感是社会运行状况和个人生活样态的“晴雨表”，作为最重要的非经济因素，它是社会发展和个人发展的“风向标”，因此，幸福指数可以勾勒社会心理氛围的风貌，揭示人们需求结构的态势，透视社会运行机制的效能，反映社会整合程度的状况，从而为最急迫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导向和动力 因此，对于一个致力于把人民幸福作为发展宗旨的社会而言，在发展理念和发展决策中就不能不将人民的幸福程度作为检验社会发展成就的标准。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有必要以建立一个全面、科学地测量人民幸福程度的指标体系为基础，在制定发展规划时，不仅确定GDP的预期目标，而且也确定幸福指数的预期目标 把“幸福指数”的考量留给公众自己 曹林在《每日经济新闻》发表的文章表示对推出“幸福指数”很是不安：如何保证新增的统计指标不成为官员粉饰政绩的工具?相比GDP这种客观指标，幸福、和谐、满意度等都属于主观性很强的指标，这种主观指标更容易造假。什么东西都“指数化”其本身就令人生疑。经济发展指数化就可能诱惑官员造假注水，破案指数化可能诱导警察严刑逼供，所以，某些事物“指数化”应尽可能少用，主观感觉更应远离指数化。在当下连GDP这等客观指标的造假都泛滥成灾无力控制，何以能保证主观指标不被官员控制从而为民“造”福 为什么要将公众的幸福感、和谐感这些主观感觉指数化，又为什么要将这些主观指数纳入官方自上而下的统计框架中?如果真尊重公众的幸福感与和谐感，致力于让每个人更加幸福，应该把“幸福指数”的考量留给公众自己去完成，建立一个“用手投票”的制度让公众自己表达幸福，以幸不幸福的主体表达为官员的治理能力打分。幸福指数由官方统计，等于是由官方控制了百姓的幸福表达权 推出“幸福指数”是否适时 《中国青年报》鲁宁的文章认为，幸福可以通过“指数”描述，但“指数”无助于“漂白”幸福。当下的中国，切实解决数千万贫困人口的低保，解决大多数民众看病难、教育贵、社会保障程度低乃至根本就没保障，解决工者有其“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