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化和当代教育课程改革.doc

日本文化和当代教育课程改革日本，一直被称为谜一样的国家。作为一个处于东、西方文化之间，既崇尚东方儒家传 统道德又“嫁接”了西方文明成果的国家，作为一个在文化和国民性格上具有双重性而以“杂 种文化”、“合金文化”或“苹果梨文化”等著称于世的国家，其独特的文化与国民性不仅引起 了文化人类学家的关注，同时也受到其他如课程专业领域研究的重视。实际上，作为一般逻 辑规则，任何一个国家的课程改革在方向与进程中无不会打上本国或本民族文化的烙印。 重要的是，从文化透镜去审视日本教育课程改革，不仅对于我们深刻理解日本课程改革的理 念与实践，同时对于促进反思我国当前的新课程改革都具有重要意义。这里仅就几个重要 的文化侧面做一分析。 一、“世界中的日本”――大国地位谋求下的课程改革 尽管二战后日本惨遭失败，其惨状甚至使进驻日本的美国军官都“不由自主地感到日本 人的可怜”[1]；也尽管二战后包括美国在内的诸多国家乐观地认为日本将因此“很难再次成 为工业国。日本的未来大概将恢复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国”[2]，但日本发展的事实却令世 界大跌眼镜。日本顽强地从废墟中迅速成长为一个世界经济大国，到1965年仅落后于美 国。XX年代后，日本则更加表露出渴望改变“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心态，积极 把谋求政治大国作为重要任务。“世界的日本”，这不仅是日本近代独创哲学――“西田哲 学”的中心论点；同时使日本成为“世界中的日本”，也成为日本政治家雄心勃勃且孜孜以求 的目标。这一点从日本学者、世界著名数理经济学家森岛通夫的研究中可以得到进一步印 证，“明治维新以来历届政府的目标都是要把日本建成具有第一流军事力量和第一流工业的 强国――一个不会被欧、美先进国家所击败的国家。”[3]日本自由党领导人，昔日的首相吉田 茂更是直言不讳地说过，“日本人是富于冒险精神的民族，而且他们的眼界决不会仅仅限于 日本这个范围。……对于今天的日本来说，最重要的是，抱有理想，并且到广阔的世界中寻 求舞台。”[4]“抗衡”比自己强大的国家，并力求使自己成为强大的国家，似乎已经成为蕴涵在 日本民族精神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强烈的民族主义感。同时，岛国地理和资源条件似乎也一 直使日本人对国家未来发展有着更多隐忧。那么，这种抱负通过什么来实现?这种隐忧怎 样解决?日本不仅抓住了“发展经济”这一关键，而且似乎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明智地 借助了“教育立国”与“科技兴国”的手段。因此，可以说，从战后改革伊始，日本作为“立国” 与“兴国”之手段的教育发展与课程改革的目标中就或隐或显地表达着这种愿望。其中突出 的政策表现就是对“爱国心”和“能力主义”的持续关注 战后日本曾以积极合作的态度接受了美国的安排，基于经验主义教育观的问题解决学 习、生活单元、综合课程等也盛行于中小学校，但随着1950年后美国对日本占领政策的改变 以及日本保守势力的上台，日本政府加强了对“爱国心”(即道德教育)和“能力”的关注，而目 的就是培养“世界中的日本人” (一)“爱国心”教育课程改革 1951年的《学习指导要领》修订中，特别明确了学校道德教育的任务。1955年社会科课 程标准修改案中，把原来的“培养以尊重基本人权为中心的民主道德”改成“树立个人为公共 社会服务的思想，培养爱国的情感。”60年代末进行的课程改革主要基调就是“培养具有作 为国家、社会成员之觉悟的日本人”[5]，并在中小学社会科教材中使用神话，在中学加强以 “对天皇的敬爱”为核心内容的“爱国心”的教育，培养所谓“理想的人”。1977年修订的《学 习指导要领》中重视道德和体育以及劳动“陶冶”，社会科中的基本法精神被偏狭的爱国主义 挤到了一边。1989年《学习指导要领》的修订要点中提出重视“心的教育”，即通过道德教育 和体育以及将各个阶段的道德内容重点化并在其它学科中强调体验等来培养“丰富的心”。 在XX年实施的新课程中，更加注重“培养学生具有丰富的人间性与社会性，使其能自觉成 为在国际社会中生存的日本人。”[6]可以看出，对作为一个“日本人”应具有的道德传统文化 内蕴的强调，一直贯穿在日本历次的课程标准修订中，并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 (二)系统主义与能力主义教育课程改革 XX年代初，面对美国占领政策的突然改变以及日本“幸运的”经济发展机遇，日 本教育界开始了对实用主义、经验主义教育理论进行反省，许多人认为美国制度并不适合于 日本国情，学生“学力低下”现象开始出现，因此以“能力主义”为核心的学科主义、系统学习 思想开始抬头。不过，这时的系统主义课程还是吸收了生活、经验主义教育的有益成分，比 较注重激发儿童的兴趣。但注重能力主义的情况到了50年代后期以及60年代变得明显起 来，1958年进行的第二次课程改革就完全实行“能力主义”理念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