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和转型期我国公共伦理建设.docVIP

社会资本和转型期我国公共伦理建设摘 要：社会转型和工具理性的扩张，造成了当代中国公共伦理一定程度上的缺失。而广泛存在于人与人之间关系中的社会资本，具有丰富的伦理意蕴，它是中国公共伦理生成与践履的催化剂。因此，在充分挖掘中国传统社会资本积极功能的基础上，大力提升现代社会资本的存量，是中国公共伦理建设的理性选择 关键词：社会资本；公共伦理；社会转型；工具理性 中图分类号：B8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605(XX年代后期，在资本概念内涵拓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对应的理论概念。它虽然由经济学家提出，但真正进行系统论述的则是社会学家(包括经济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ierreBourdieu，1979)、科尔曼(JamesColeman，1988)、普特南(R．D．Put―man)、格兰诺维特(M．Granovetter)、罗纳德(RonaldBurt)、林南(Linan)等 我国学者对社会资本的介绍和应用比较晚，大致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但社会资本理论在我国的发展和应用却极为迅速。中央编译局杨雪冬在《社会资本：对一种新解释范式的探索》一文中认为，社会资本之所以在中国问题的研究中极有价值，主要归咎于三点原因：“第一，中国的社会状态与社会资本范式有不谋而合之处。中国文化强调社会的优先地位，个人对家庭、群体利益的服从，社会关系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特征使社会资本在中国能够轻易找到理论的原型和证明的依据；第二，社会资本提倡的对人的社会需求和社会共同体的重视有利于减轻中国学界被理性选择范式和新古典经济学毒化过深的危险，在中国研究中恢复人本主义精神，并且有助于学者们更全面深入地理解市场经济以及市场经济所需要的社会道德基础和政治文明基础，不至于盲目或别有用心地把一切自私行为都论证为合理，忽略社会的整体利益发展的持续动力以及共同的长远前途。” 二、社会转型与工具理性的扩张：中国公共伦理缺失的原因探析 当前，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正处于全面转型的时期。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育和成长，逐渐瓦解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户籍制和单位制，从而从根本上松懈了中国社会的伦理实体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的生产和社会活动的范围受到极大限制，人际交往的领域相当狭窄封闭，往往局限于自然人伦关系所延伸的有限范围，这就严重限制了哈贝马斯所说的现代公共领域的生长空间。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实质上是一个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不断走向开放的过程，同时也一个社会的交往不断扩大的过程。长期以来“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在各自利益的驱动下，逐渐摆脱了对土地与地缘关系的依附，拥向了陌生的城市。而城市中的个体也逐渐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制”的刚性隶属关系中“解脱”出来，不断寻求和选择新生和新的发展机会。因此，现代市场经济打破了狭窄的时空限制，斩断了人们之间的血缘亲情纽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公共的、理性的契约关系，公共领域的生长空间因而得到了极大张扬，传统社会的“熟人”关系界限被不断超越，中国社会也因此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过渡 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型，社会流动的加速，伦理实体的松懈，传统社会中和“单位制”下的井然有序的伦理规则被打乱。因为在这两种社会结构里，人们的交际范围有限，重复互动的频率很高，相互的利益联结紧密，道德监督较为容易。而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城乡社会流动的加速，人们交流范围的不断扩大，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一次性交往的匿名效应使得道德监督大大弱化，而中国又缺乏西方传统社会的宗教传统，缺乏一个无所不能的上帝的无形监督，而伦理规则的控制又离不开有形的监督，一旦伦理实体松懈，互动加强，情境消失，道德监督条件弱化，道德行为就会大打折扣。由于转型期的公共伦理所规约的是陌生人之间的关系，而他们之间能够产生良性互动的前提已不像“单位制”下的组织信任那么坚实、可靠，同时也因转型期伦理实体的松懈而使公共伦理的外部监督机制丧失，所以这样就造成了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公共伦理一定程度上的缺失 在市场经济社会，脱离了传统乡土社会和计划经济体制及“单位制”的条件下，基于紧密的社会结构和评价机制以及利益获取渠道的熟人伦理规则的传统方式，在“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动机的前提下，往往会按照成本一收益的逻辑作理性考量，这种工具理性对于不断拓展的公共生活所需要的公共伦理是极具杀伤力的。根据公共物品性质的分析，我国的社会道德从目前来看它的发展程度，仍然属于公共物品，也就是说只有所有人的牺牲和奉献将社会道德水平提高到一定高度后，每个社会成员才能享有这个道德所能够提供的各种服务和保障。道德的这种“投入和产出”机制决定了只要其他人的努力促使这个道德形成，没有做出牺牲和奉献的人也能享有道德的好处；而已经做出牺牲和奉献的人未必能得到好处，有时候“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