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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判前说理和判后答疑体制作者简介：作者简介：秦宗文（1974- ），男，河南平顶山人，南京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刑事诉讼法学、证据法学；朱凤翔（1969- ），男，江西上饶人，广州白云区检察院主诉检察官，法学硕士。 摘 要：判前说理与判后答疑是地方法院为抑制涉诉信访而进行的创新，其增强判决的可接受性、增加判决的透明度，保障当事人的程序参与权，促进实体公正等价值应予肯定。从实践情况看，这两项制度还存在不少需完善之处，应从适用范围的扩大，判前说理、判后答疑与判决书说理的协调等方面予以完善。 关键词：判前说理；判后答疑；心证公开；判决书说理 中图分类号：Ｄ915 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XX年来，涉诉信访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为缓解这一现象，一些地方法院开始在判决书说理之外探索新路径，寻求如何增强判决的可接受性，判前说理、判后答疑等开始出现。最高法院吸收了地方法院的改革经验，在XX年底的全国立案审判工作会议上，有关负责人要求各地法院推广判后答疑的做法，以期缓解涉诉信访问题。这项工作今年已在各地陆续展开。 上述改革源于涉诉信访的压力，改革的目的也是相当功利的，而最高法院的改革方案则几乎是选择了地方法院不同做法中优点最少的一种，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功利性。从司法规律上看，地方法院改革的创新意义是不容否认的，某些方面已领先于理论界的关注，但由于出发点的功利性，制度本身的价值并没有为实务界所充分认识，妨碍了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因而，对这些改革措施的意义、不足及完善方向进行深入研讨是必要的。 一、判前说理与判后答疑的概念 判前说理与判后答疑作为地方法院在实践中自发推出的改革举措，各地做法并不一致。大体说来，所谓判前说理（又称判前评断），是指法官在庭审过程中的一种言词说理，它区别于判决书中的书面说理。具体地说，判前说理是指法官针对当事人的主张及答辩，用浅直通俗的语言向当事人阐释其证据确认的思维过程、判决结论赖以形成的逻辑推理过程以及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详细理由。判前说理的时间，有两种做法：一是在审判整个过程中，法官随时针对有关问题进行解释说明；二是在审判结束后，判决作出前，法官对审判情况进行总结说明。相对于第二种做法，第一种做法包含了后者，说理的时间范围更广泛，在司法上价值意义更大。在下文的讨论中，无特别说明，即指第一种含义。 所谓判后答疑，有两种理解：一是指法院裁判文书生效后，当事人在申诉、申请再审期限内，对生效裁判提出异议、疑问的，原审判庭针对当事人提出的问题，就裁判有关的程序适用、事实认定、裁判结果及理由等向当事人作的解释、说明。这是最高法院向全国推广的判后答疑制。二是指案件宣判后，对判决书搞不懂或对判决有异议的当事人，承办法官应向其当场解答；当事人事后申诉、申请再审的，由原承办法官与立案法官共同接访。二者比较，后者不但包括事后的答疑，还包括宣判时当场答疑，更能及时化解当事人的疑虑，下文采用第二种含义。实践中一些法院还实行一种判后诠释制度，其与判后答疑的第二种含义基本一致。 二、判前说理与判后答疑的司法价值 《全国法院立案审判工作座谈会》关于推广判后答疑制度时提出，从根本上提高信访的初访接待成功率，防止产生重复访、越级访、老户访，防止矛盾激化，更好地落实司法为民，更好地维护社会稳定。由此可见，抑制信访是判前说理制的目的和生成的直接动因。实际上，它们的司法价值远不止此。正因为缺乏对制度功能的全面认识和定位偏差，没有从法官心证公开和心证合理性保障的角度认识和操作这些制度，它们的功能没能得到全面发挥，最高法院也没能做出最优选择。 这两种制度应有的制度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增强判决的可接受性。通过设计、运行正当性的程序增强结果的可接受性是司法区别于行政等强制纠纷解决方案的重要区别点。无论是判前说理还是判后答疑，都是以法官与当事人对面、直接交流的方式，将法官对案件事实、证据、相关法律的认识晓谕当事人，有着判决书说理不具有的优势。判决书的书面性，一方面有利于法官深思熟虑、遣词造句，简洁、完整地表达自己的见解，另一方面，判决书的逻辑完整性追求、法谚法语的运用及书面语言理解可能产生的歧义性也会损害判决书的可理解性，特别是当前我国公民法律意识普遍不强，更容易出现法官意旨与当事人理解的差异。因而，通过法官与当事人面对面的交流，即时解答当事人的困惑，对增强判决的可接受性显然是有益的。这也是上述制度产生的本源所在。 二是增加审判的透明度，提高法官的责任心，保障心证的合理性。相对于判决书的概括性表述，判前说理与判后答疑所需要的对面交流将使法官直接面对当事人的诘问，法官心证的合理性将直接面对当事人的审查，试图以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