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日据时期台湾妇女解放运动发生.docVIP

试论日据时期台湾妇女解放运动发生女性主义学者凯特“妇女团体极少能够不依赖男性权威，教会或宗教团体，很少有不向教士、政治组织或男性立法者等求助，以获得一种更具优势的权威和庇护。”以此来看中国历史上的女权运动或妇女解放运动，亦是如此，在五四时代的大陆，妇女解放运动因着“启蒙”的需求，被男性启蒙者纳入职责之中，他们以先行者的身份引导女性意识的觉醒；同时代的台湾，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此时的妇女解放运动，更是复杂，殖民者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国传统文化对女性的束缚不满，像是裹足之类，积极倡导改变，男性知识者受大陆放足风气的影响，积极参与放足活动，从而有了女性自发的“放足”团体。而日据时代台湾妇女解放运动的萌芽、发展在实质上是和当时整个殖民地解放运动关联在一起的。与同时代的大陆相似之处在于它同样是民族救亡运动、启蒙运动的一部分，是先民族、阶级然后才到妇女问题的。若要深究，日据时期台湾的妇女解放运动又和一系列的“现代”思维相关联――殖民地现代教育体制的实行，新文化运动的传播，留学岛外所感染的时代思潮……然而对台湾来说，由日本统治带来的殖民“现代性”又是多重面向的，日据时代的台湾妇女解放运动，又必然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密切相关，其间的现代关系纠缠参差。 一、殖民现代性：现代教育与女子觉醒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廷战败，次年签订《马关条约》，把台湾割让给日本，这一历史事件改写了台湾的命运，此后的50年，日本殖民者统治台湾，不仅是军事和政治上的，还有文化和教育，日本殖民者强力推行同化政策，使台湾社会涂上一层“东洋情调”，以及透过日本文化浸染的“西方色彩”。而这种文化入侵也是一把双刃剑，强加给殖民地人们不堪和痛苦，也从某种程度上激化了台湾从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蜕变。所谓“现代”，对日据时代的女性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要先回观一下二十世纪初以前的台湾女性生活处境，她们如同此前大陆的世代女性，被幽闭和压抑：台湾的闺中女子，多足不出户，即使一些女子因急事出门，也要以布巾罩在发髻上，缠绕颈后，几乎脸面全遮，平时罕见女子在街路上行走。而养女、童养媳、查某女同、娼妓、买卖女子的不良习惯都将女性置于被附属的地位，女性没有自己的决定权，无从谈其自主权。就连女性的名字多被称为“罔市(饲)”，”罔腰(摇)”，意思是说就算把女儿养育成人，也是万般不得已，表达的是父母对生女儿的无奈，吕赫若小说《暴风雨的故事》中，女主角直接唤名“罔市”。封建传统观念中，以子为荣，认为儿子才能传宗接代，而女性则是附属于男性，做女儿时深在闺中，做妻子相夫教子在家中，普通人家谋生不易，生了女儿不能出外种田做工，在父母看来只是多了张嘴巴，但又不能抛弃，只得勉强把她养下来。并且，一旦家中有了经济危机，女性就成为牺牲品，成为交换的“物”，很多人家的女儿，很小就被卖，或送给别人当“新妇仔”(养女)，小时候是女佣，长大成为养父家的儿媳妇，名为媳妇，实则是免费的女佣，一辈子任人摆布；有的女孩长大即被卖去当酒家女、妓女，下场更为很凄惨；而结了婚的妇女，如果夫家的日子过不下去的时候，也会被典当去做富家的姨太太，或被推进“花间”做烟花女，处境依然悲凉。这种处境下，女性的性命都维系在他人手中，受教育的机会非常少，虽然各地设有书房，但大多只招男性。女性的角色，就是在家听命于父母，在嫁后相夫教子，女性的命运时时受限，她们彼此复制自己的角色，代代相传 日据时代台湾女性命运的转折，应是源于女子教育――因为女性对自身命运的省察，一个很大的因素是她们具备了知识，如果女子没有受到教育，她们只能是传统中的被言说者，是被父亲驯化了的闺中乖女。想象一下，如粜“五四”时代的知识女性没有受到教育，无论男性启蒙者如何倡导女子解放，对女性而言她们也只能是铁屋中昏睡的人，一旦她们具备了知识，她们才有可能去反思女性自身的命运，去争取发出声音，且不论这“声音”之中的文化背景如何复杂，至少她们有所觉醒 日据时代台湾总督府推动“皇民化”的正式女子教育，殖民统治下的教育蒙上了太多色彩，且不管这色彩怎样暧昧，怎样浸染政治权力，但从性别视角打量，女性读书却是“现代”之举。从1897年在国语学校(台北师范前身)第一附属学校成立女子分教场开始，在1989年大部分国语研列所改为公学校，公学校的女生就有90人了，占全岛公学生的0.38％，而这一年，汉文书房教育中还是男生的天下，女生几乎没有；到次年1899年，公学校的女生已经有382人，占全岛公学生的3.89％，此时的汉文书房中女生也有126人。此后到40年代初期，女子受教育的人数逐渐增多，1918年的时候，公学校女生已经达到了16543人，1928年则是47165人，1938年是161252人，书房女生和公学校女生相比，人数则一直处于弱势，从未超过千人。为了更长久地统治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