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少数民族习惯法对农村承包地调整影响.docVIP

论少数民族习惯法对农村承包地调整影响【摘 要】少数民族习惯法在少数民族地区仍然存在或者仍然具有较强影响力,是少数民族习惯法适当介入和补充农村承包地调整的必要前提。农村承包地调整制度自身的缺陷为少数民族习惯法适当介入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承包地调整提供了必要的空间。在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习惯法适当介入农村承包地调整可以起到积极的补充作用 【关键词】少数民族 习惯法 承包地调整 影响 【作 者】王占洲,贵州警官学院副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博士生。湖北武汉,430074;林苇,贵州警官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国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研究中心研究人员。贵州贵阳,550005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XX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提出“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强化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保护。”[1] 这就对农村承包地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其既要有效地实现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资源优化配置和解决农村人地矛盾的宗旨,同时还必须进一步强化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保护。但客观地看,要真正实现这一目标却并不容易,当前农村承包地调整制度还尚未达到完善的程度,其在理论体系的构建和实践操作中都还存在问题,对调整的原因、程度、范围、承包人可否自主决定调整等问题的认识也都尚不清晰,还不足以在解决农村人地矛盾与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保护之间找到一个有效的楔合点。这一点在对土地依赖程度较高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尤其突出,在那些稻田平均亩产只有185公斤左右[2]的山区少数民族村寨,法律规定的不确定或者对法律理解的不确定都可能直接关系到某些村民的基本生存状况。“在国家法所不及和不足的地方,生长出另一种秩序,另一种法律。这里可以概括地称之为民间法”[3],而少数民族习惯法正是在少数民族地区有着重要影响的民间法,特别是在生态保护、婚姻、财产、继承等领域,习惯法起到了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在少数民族地区有时习惯法调整社会关系的深度和有效性甚至强于国家法。例如村规民约、苗族的“议榔”,侗族的“侗款”或“款约”等,是现今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普遍遵循的习惯法[4]。基于此,笔者认为少数民族习惯法在农村承包地调整制度中的适当介入和补充应当是合理的选择,以下联系少数民族习惯法和农村承包地调整的特点作出具体分析 一、 少数民族习惯法在少数民族地区仍然存在或者仍然具有较强影响力 少数民族习惯法作为习惯法的一种,是我国广大少数民族在千百年来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世代相袭、不断发展并为本民族成员所信守的一种行为规范,是“活的法律”[5]。少数民族习惯法在少数民族地区仍然存在或者仍然具有较强影响力,是我们研究少数民族习惯法适当介入和补充农村承包地调整制度的必要前提 首先,少数民族习惯法社会组织依然存在并发挥作用。有些地区是单独存在,特别是XX年代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后,如贵州榕江县某水族寨子XX年代恢复寨老制至今;四川凉山彝族家支组织的生命力亦相当顽强,家支调解纠纷的决定具有很大的约束力,人们普遍遵守。有些地区已不单独存在,有的依附于当地基层社会政治组织村委会和党支部,村委会干部、村支书就是事实上的族长寨老,有的则成为只处理族内公务和纠纷的比较松散的临时组织。土家族地区的宗族组织或明或暗或完整或缺损的存在即是典型 [6]。但无论存在形式如何,其对本地区本村寨的社会管理职能仍然是客观存在的 其次,少数民族通常都有或者曾经有过具有浓厚民族特色的议事制度,通过这些议事制度产生的决议在本地区或者本村寨起到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例如苗族议榔制度,当苗族社会发生不符合规约的伦理道德、苗族群众觉得妨碍生产和生活时就要要求议榔。在群众要求下,由村寨中比较有威望的寨老、头人(不一定要有钱有势)主持,在群众认为是方便(多是秋收后农事稍闲时期)的时候,大家自觉地集会商讨制订。榔规榔约并不是一次议订成功,而是大家充分讨论,取得一致意见,最后制订若干条。在议订的过程中和订好后正式公布时,由熟悉古理古规的长者或榔头念唱历代的古理、梆词,意思是表明历代的规矩要继承,现在订的规矩要遵守[7]。尽管“议榔”组织在解放后逐渐消失,但款约的内容至今仍在苗寨中起着自律作用。再如侗族的“侗款”制度,侗族的约法款主要体现在“六面阴六面阳”、“六面厚六面薄”、“六面上六面下”的规约中。其内容包括从族规、族约到社会治安、民事、刑事、生产管理以及封山育林、保护庄稼等各个方面,都规定有具体条款,对侗族社会有安定治乱、惩恶扬善、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如保护私有财产的款约规定:“山坡树林,按界管理,不许进界挖土,谋山头草。你的是你的,由你作主;别人是别人的,不能夺取。屋场、园地、田塘、禾晾,家家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