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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档案资料凭证问题档案资料转化为可资编撰的史料资料时，往往受具体的历史环境制约，承编人员一般要根据统治阶级的现实利益与政治需要，进行加工。在衡人论世与写史入传过程中，一般要根据统治者的大局意识、舆论导向意识进行材料筛选与取舍。尽管有的编写人员持客观公正之心态，对原始记录尽量保持直录的心态，一再拓宽材料范围，博观约取，勘误补正，但是形成的史实材料或钦定史书，往往有不同认识与不同解读，分歧点关键在于认定的材料凭证问题上。材料聚拢与整理，有个审慎落笔问题，围绕着为谁服务与为谁立言的问题。由于承编人员为人役使，编撰意图要与利在当世的服务方向相一致，不免要根据时政的主流意识需要进行材料整合与增删改调，褒贬失度，回避史实，也是在所难免。由于凭证性认识有误差，编史修志成了反复勘误与更正的事情，甚至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整理档案文献资料成了派系斗争的拿手好戏，形成的历史记录与文献资料总是被反复利用与反复改编，其凭证作用也就需要拉开时间距离，在尘埃落定中不断地给予认定与辨析，形成新的解说与新的理解。由于整理文档工作中，存在着选材求真、辩驳纷更、引证发挥等方面难度，使得存史鉴戒的查考文献不断被演化与分化，因此，档案资料的凭证作用是需要后人不断地给予拷问与辨析的。只有如此古代档案才能合乎确证力的要求。 选材求真，思多拘牵 编撰史料一般要根据本源性记录进行加工选材，这样显得资料信实，持之有故，亦是直笔不曲的德操表现。然而，重要的史实事件，涉及到褒贬事态、事件背景，往往比较敏感，如果不按照统治阶级利益给予隐讳或删改，就会招来指摘与非议，甚至对执笔动机进行质询与发难。例如，宋代张涛编撰《哲宗实录》，基本采取纪实写法，对待君主的功过得失直笔叙述。为此有人劝其修改，不要留下“谤史”之柄。如果不给予必要涂饰，就会形成“造谤史以损圣德”①的问题。直接披露内幕隐情，不加修饰，容易产生诋毁圣君之嫌，到时候被削职贬谪，后果不堪设想。可是张涛拒绝修改，他直率回答：“以稔今祸，藉有隐讳，如天下野史何?”这就是说，如果给予隐过，就如同野史谈资，没有什么真实价值。也说明古人整理史料是注意尊重史实的，不愿意枉道事人。这时南宋刚刚草创政权，需要收拢民心，来不及贬斥名士。如果统治者政权稳定，一般是不允许编史人员自作主张，笔墨纵横捭阖是犯忌的。如果发现编写存在失宜问题，还会降罪于人。比如北魏的崔浩撰写史书，本想悉心竭虑“以彰直笔”②，可是没有注意到周围官僚体制的文化心理，避讳不多，撰写“魏之先世”，过于“翔实”。被人指责为“暴扬国恶”，似乎刻意抖搂统治阶层的阴暗面以及低劣习俗，结果崔浩及其全家族惨遭屠戮。与崔浩一起编书的高允，巧于周旋，躲过追究，后来高允编写《国记》，就乖巧多了，不敢彰显个性，不讲究直录笔法，而是根据时政需要与文化环境进行选材编撰，结果他稳坐职位五十年，久典史事，“历事五帝，并不蒙谴责”③。保全自己有办法，荣华富贵到耄耋之年。这说明，编史写书要顺应统治群体的文化心理需要，否则难以立足官场。像司马迁撰写《史记》，算是甘冒风险且显真直录的发愤史作。然而别人想仿效他，也是不容易的。如汉代蔡邕想续写汉史，却不见容于偏执狭隘的当政人。王允竟然斥责道：“(汉)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为后世”④。蔡邕想追慕司马迁，王允当然不放心，为此杀掉蔡邕，使其编史之志未遂。这说明，秉笔编书必须以屈求伸，顺从当政者的意图，如果刻意求真，不与时政拍合，命运就会被时局播弄，甚至丧命笔下。当然在政治清明时期，这类编写屈从现象较少。尤其在当代社会，按照求真务实原则编选材料，规定着编研文档的思维定势，即使掺人个别引证不当材料，也会被后人不断地给予鉴别纠正，使之正本清源，还事实本来面目 辩驳纷更，解析凭证 编研文档资料，一般想形成不刊之论。在“为世修志，为业存史，为人写传”过程中，本着求真务实的精神，试图写下信史的书籍，经得起时间检验。但是文献资料不断地被梳理与引用，往往是此一时，彼一时，不断受到人们的追询与考订，有时追问其凭证来源与可靠性。在纷纭争讼中，根据各自立场与观点，不断产生新的解析，使得修史变异，反复重新动议修改，一时难以形成定论。参编人员在现实生存环境中，要识时务辨取舍。有时按照上级意图去着手编研文档，为人立传，不免有浓淡笔墨之意，如果选取材料不准，造成一定的认知臆断，社会上不免质疑其立论偏颇，记叙失宜。如果夹杂私心，把一些请托之文、絮言叙介、墓志赞铭等材料引录进来，缺乏必要的甄别与考订，就有可能使材料记录失真，表述曲解，给人留下信息误导。元代刘因在《读史》诗中感叹说：“纪录纷纷已失真，语言轻重在词臣。若将字字论心术，恐有无边受屈人。”⑤像古代的德政碑、墓志铭、人物传记等篇章，常存夸示之意，叫人不能信服。白居易对流行碑记等记叙提出看法，他指出“墓前神道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