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甩掉山西农业落后帽子.docVIP

为了甩掉山西农业落后帽子卫恒在1958年至1965年担任山西省省长。1967年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卫恒一贯以工作作风扎实而著称，也是山西人民至今深切怀念的一位领导人。他的故事流传在三晋大地，他的所作所为留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迪 脚踏实地，深入调查研究 经历过“大跃进”年代，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时期。当时山西面临的困难，用卫恒的话来说，就是“到1960年，我们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吃的、穿的、用的都空前地紧张起来” 。这场困难是建国以来所没有遇到过的。对于山西省委来说，是异常严峻的挑战。如何应对这场挑战呢？卫恒认为，当务之急要首先发展农业，在农业上做大文章。1960年5月27日，山西省二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山西省十二年农业发展规划》。在本届人代会上，卫恒代表山西省人民委员会作了《为提前实现我省十二年农业发展规划而奋斗》的报告，指出：“粮食生产是我省农业发展规划的中心。” 当时，“大跃进”运动的失误所造成的混乱在全国蔓延，“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对生产的瞎指挥风盛行，困难很严重。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于1960年11月3日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提出国民经济建设“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总方针和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毛泽东提出：“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1961年卫恒和山西省委的其他领导带头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他不辞辛劳，穿着一件半新半旧的中山装，迈开双脚，风尘仆仆地走遍了山西的山山岭岭。他到了大同、左云、右玉、清徐、交城、夏县、平顺、陵川 在右玉，他与陪同一起调研的雁北地委书记王铭三、地委领导成员苗佩芳分头走村入户，与农民席地而谈。卫恒亲自听汇报，记笔记。右玉县有个村叫李家堡，卫恒在以前就曾经来过这个村，对这里很熟悉。在这次调查中，他听到有人汇报全村共有100余户，500多口人，人均土地7亩多，实际耕种土地为人均5亩多，有不少土地闲着未用。社员们建议，将闲着的土地每人多分自留地3分，饲料地2分，这样可以调动生产积极性。卫恒对此很满意，说：“这个办法好，不仅在右玉要推广，在雁北全区也可因地制宜推广，这对解决社员口粮不足、发展生产大有好处。粮多了，林多了，畜牧业发展了，社员也就宽裕了。”他还要求右玉县委书记庞汉杰、雁北地委书记王铭三发动群众大力植树造林，国家要种，集体要种，更主要的是放手让社员家家户户都种，谁种归谁。当有人说“社员房前屋后的自留树是资本主义”时，卫恒说：“这样的资本主义越多越好。” 他还与省委书记处书记王大任用4天的时间，在交城和清徐召集社员、生产队干部、公社党委书记和两县的县委书记召开了4次座谈会，专门解决当时粮食高估产带来的高征购问题，倾听了社员的意见和建议，思想上取得了一致认识。并向省委写了报告，指出，在自留地、评工计分、“三包一奖”等政策逐步实施以后，粮食征购问题就成为农村中迫切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同时还提出了实行包购的政策和具体办法。通过这次调查，调整了全省的粮食征购政策，纠正了过去征购过多的偏向，受到了社员的拥护 这一年，在阔别23年后，他终于踏上了家乡的故土。他乡音未改，在陵川县委给机关干部作报告时，他说：“目前我们正处在非常时期。我们要依靠群众，纠正错误，战胜困难。要有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精神，奋发图强，克服困难，度过非常时期。”一席话，说得大家信心倍增，会场上呈现出一片迎难而上的热烈气氛。他走到乡亲们中间嘘寒问暖，在县委机关食堂，与大家一起吃小米菜焖饭；在附城镇困难户周石头、张青荣、董世光的家中，对他们说：“要相信党的领导，依靠集体，一定能渡过困难。” 一位老眼昏花的老太太，听说省长看望她来了，拉着卫恒的手，问周围的人：“你们给我说说，咱庄户人出的省长是啥样？”姑娘们回答：“穿的衣裳和咱一样，吃饭还和咱在一个锅里搅稀稠，是家常饭。”一席话，说得老太太落泪了。卫恒走到哪里，都温暖着群众的心 以身作则，与人民同甘共苦 1961年3月，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和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简称《农业六十条》），对人民公社的性质、组织、规模和管理都做了具体规定。《农业六十条》的颁布对纠正人民公社化以来的“左”倾错误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农业六十条》颁布后，山西省委及时进行贯彻。卫恒强调指出，执行中央的政策，要先搞好调查研究，详细了解群众的思想状况，摸清在哪些方面还存在违反《农业六十条》的现象，然后再去宣传，才有针对性，才能取得良好效果。在深入调查、广泛宣传的基础上，山西省委紧紧抓住难点、重点，集中解决了农村社员群众最为关心的几个问题。一是纠正了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会助长资本主义势力、引导发展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