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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冠华与龚澎――我引路人
乔冠华与龚澎――我引路人
在人生途程中,我已经走过79个年头,向80、90进军了。饮水思源,我首先想到的是我的引路人。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的今天
我的第一个引路人,当然是生我养我的父母。他们给了我生命,也教给了我做人的基本原则:要做好事,要与人为善。从朦胧时代走出来以后,给我引路的,是在抗日救亡中几位先知先觉的西南联大同学,是他们引导我开始接触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人生哲学,迈上了将社会推向前进的道路。踏入实际社会以后,我又幸运地遇上重庆《商务日报》另一批忧国忧民的先知先觉者,是他们带我走进新闻圈子,学习做一个为真理而奋斗的记者。到了中国人民争取自由和民主的伟大斗争进入关键阶段,则是业已献身于这个斗争的乔冠华和龚澎带领我跨出了这决定性的一步,成了我的入党介绍人。熟悉中国现代外交的人,不分中外,大概没有人不知道乔冠华和龚澎这一对光彩夺人的风云人物。虽然他们已经于1970和1983年先后离开了人世,他们的名字无疑都早已载入史册
我和他们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中国何去何从的历史时刻,是在毛泽东与蒋介石正在谈判以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山城重庆。我们见面的地点是位于两路口的中共代表团办事处,主持这个代表团的是周恩来。乔冠华和龚澎正是他的得力助手,从事外事和宣传舆论工作。我当时刚从昆明西南联大毕业出来,开始踏入社会,就凭着地下党的一纸藏在牙膏管里、只有一寸长的介绍信,来到这个办事处。没有想到,接待我的竟是他们二位。虽然我们是初次见面,其实我对他们已经早有所闻了
如所周知,龚澎不仅是周恩来的出色翻译,而且是活跃于外国驻华记者圈子的风云人物。不少外国记者认为只有从她那里才能得到真实的新闻,有的甚至主动充当她的“保镖”以防范国民党特务的迫害。外国朋友常说:“龚澎的一举一动,体现着大家所熟悉而且十分欣赏的周恩来作风。”他们指的正是像周恩来那样的爱憎分明、实事求是、平易近人而又满腔热情。这种作风,使她成为一个善于为中国赢得朋友的人
乔冠华当时以“乔木”闻名,人们都喜欢喊他“老乔”。因与毛泽东主席的政治秘书胡乔木有同名之嫌,而且都是有名的“笔杆子”,故有“北乔”与“南乔”之分。为了避免混淆,毛主席又为他们“断名”,让他们都回归原名,于是老乔重新启用他的本名乔冠华。他以“于怀”笔名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的每两周一篇的“国际述评”,早已脍炙人口。他的著名文章《形势比人还强》和《人创造了形势》,被不少进步人士视为观察世界大战态势的一盏明灯。他的国际述评不同一般,文笔优美,论点鲜明,时时有动人心弦的精辟警句,让读者视为非读不可,并且读了以后不由得为之广为传诵。人们至今还忘不了,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后,他写的“国际述评”题目是:《天亮了!》开门见山就是:“长夜终于破晓”,紧接着,引用了大诗人杜甫的名句:“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和这样的人接上关系,而且对我非常热情,自然使我喜出望外。他们显然已经知道我的“底细”,也明白我的来意,一见面就紧握我的手说:“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战斗!”我顿时感到热乎乎的。虽然初次见面,我在他们面前却丝毫不感到拘束。他们俨然是在为一个刚开始迈步的小兄弟安排着前途。他们谈到当时重庆复杂的形势,谈到正在斗争最前线的毛泽东和周恩来,也谈到外事工作和宣传工作在这场斗争中有多重要,为什么特别高兴有新生力量来参加战斗
但是,他们在分析重庆谈判时,认为很可能要转移到南京、上海一带去进行更加复杂的斗争,让我先取得一个合法身份作掩护,然后听候他们的召唤。于是,到1946年初,我成了重庆一家比较灰色的报纸《商务日报》的记者,他们则跟随周恩来迁往南京和上海,上海的住址是马斯南路的“周公馆”。没有多久,我便得到通知,让我前往上海,参加即将以中共代表团名义出版的英文周刊《NEWCHINAWEEKLY》(新华周刊),向全世界揭露国民党破坏和谈、发动内战的阴谋。主持这个刊物的就是乔龚夫妇。果然,这本刊物一出来就备受各方面的关注,外国记者和使领馆纷纷引用它的评述。这时候,和谈破裂已成定局,内战实际已经打响。气急败坏的国民党当局连一点假面具也不要了,就在这个刊物出了三期以后就毫无理由地勒令它停刊了。于是,我不得不转移到其他工作的掩护之下;我和老乔的单线联系,也不得不改在不引人注意的小咖啡馆了。工作越来越艰巨。蒋介石借助美国的援助,在东北战场发动大规模攻势,一举攻占了长春,沸沸扬扬,不可一世。在这种形势下,我不能不对自己的前途作出最后的抉择了。我在西南联大加入党的外围组织“民青”以后,地下党的领导人曾经启发过我考虑入党问题。当时,我思想上依然笼罩着我父亲一生不参加政党的“清高思想”的阴影,心目中追求的顶多是做一个“非党布尔塞维克”,因而就以“自己还不够成熟”为托词而拖了下来。如今,形势已变得如此严峻,要革命该走哪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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