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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载共与国经济档案编研路编者按：历经10年的精心编研，反映新中国当代经济史的又一部鸿篇巨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58-1965)于XX年5月XX年，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改革的浪潮席卷华夏大江南北，各行各业都在围绕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开展工作。那时的中央档案馆也随着改革的步伐走出深闺，思索着用馆藏档案为经济建设作贡献的良策，时任中央档案馆馆长王明哲十分重视档案资料的编研，曾主张以编辑出版档案资料的方式作为公布档案的重要手段，提倡档案业务人员在熟悉档案内容的基础上进行研究。说到研究，如何进行研究呢?一次不经意间的与档案利用者的交流，为这个问题找到了答案 XX年代初期，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一位科研人员为从事一项“一五时期工业化”的专题研究，长期住在中央档案馆查阅档案资料，时任中央国家机关档案资料保管部处长张志向她提起了是否可以与社科院联合编辑经济档案史料，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在当时看来，这个提议是大胆而富于远见的，而且对于科研工作可能产生的巨大推进作用不言自明。提议很快得到了双方领导的赞同，并上报中央由胡乔木、胡绳、姚依林、温家宝等领导批准。从提议的提出、论证、上报批准，到落实资金、组织人员和保障后勤，《选编》工程就这样一路绿灯地于1988年正式启动了 强强联合的编研模式 倍受鼓舞的科研人员仅用了不到1年时间就完成了《选编》(1949-1952)的第一本――《固定资产投资和建筑业卷》，并作为共和国成立40周年、中央档案馆建馆30周年的献礼工程于1989年问世出版 一方面是社科院一线的科研骨干人员，另一方面是中央档案馆的权威资料和大力支持，可以说《选编》工程自启动之初，走的就是一条强强联合的编研之路。中央档案馆汇集了党和国家各部委各时期的丰富档案资料，具有最高级别的完整性和权威性。在中共中央办公厅领导的亲切关怀下，中央档案馆对《选编》工程给予高度重视。《选编》中的每一卷都专门配备一位档案业务人员辅助编研工作，对选材、抄写目录、复印、资料整理等环节全程负责，严格确保档案资料的查准率和查全率。据不完全统计，《选编》(1958-1965)整套丛书1500余万字，而复印备编的资料是该数字的近10倍，翻阅的纸质档案和资料是这个数字的近XX年。《选编》工程编辑出版的这25年间，中央档案馆先后有时名这样的业务人员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并在实践中历练成为业务骨干。此外，中央档案馆对社科院科研人员的食宿、交通等后勤工作也做出了强有力的保障 其实，在《选编》工程诞生之前，关于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并非一片空白，只是著作的编纂形式抑或属于个人行为，抑或未能充分占有原始的档案资料，所以始终没有突破旧的体例。而《选编》工程不但规模空前，而且兼具资料性与学术性，对于国史、经济史、党史的研究都是极好的资料补充，不仅在当时国内是少有的先例，即使是现在从全球的视角来看，它依然是学术研究界绽放的一朵奇葩 新近问世的《选编》(1958-1965)共计1500余万字，结构上分为10卷，分别为：劳动工资、固定资产投资和建筑业、财政、交通通讯、农业、对外贸易、工业、综合、商业、金融。第一批出版的《选编》(1949-1952)共计12卷，由于当时正处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波峰浪谷，单独分出的《农村经济体制卷》和《工商体制卷》深深烙上了时代的印记。第二批出版的《选编》(1953-1957)共计9卷，由于处在“一五”计划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主要突出了计划投资和项目建设等内容，农村经济体制和工商体制的内容分别归入《农业卷》和《商业卷》。此外，由于该时期我国对外贸易档案未入馆，相关资料不够一本书的容量，外贸内容并入了《商业卷》 青灯黄卷相伴的那段岁月 不曾从事过档案编研的人，可能无法深刻体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所讲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而不曾亲历过像《选编》工程一般浩繁的编研工作，对这8个字的体会恐怕也很难刻骨铭心 面对浩如烟海的档案，如何从这些零碎的资料中选出有价值的信息，并按照经济理论逻辑、经济运行规律和历史发展的足迹进行编排，又如何保证《选编》资料的真实客观，是摆在科研人员面前难以逾越的障碍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然而循着先人的足迹，科研人员在整理汗牛充栋的档案资料时也摸索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在编辑过程中严格遵照文献原意，保留原貌，对重要文献资料力求全面完整。在此基础上，按照生产关系变革、生产力发展、经济体制演变、经济运行等各个方面，设立卷目，分类编辑成书。其中每一卷都是一个有机整体，编者还对文献中所涉及的一些历史事件和事实进行注解，使读者易于了解，便于比较分析和研究。著名经济史学家严中平曾在治学中提出研究成果要立“四新”：或提出新问题、或提出新观点、或提出新材料、或运用新方法，最起码要有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