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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亲历记刘　耀　口述　武绛贵　整理 1978年9月，我被中共山西省委任命为忻县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就在那年12月我们党召开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后全国上下掀起了学习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热潮，省、地、县、公社先后召开会议，学习讨论、传达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出现了思想大解放、人心思进、人心思变的可喜局面。我参加了省委为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召开的省委扩大会议。会上，大家思想很活跃，畅所欲言。气氛非常热烈。在农村工作这个话题上大家热议的有三个问题，也是我脑子里一直琢磨需要解决的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对不对?大家一致认为，只要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能够发展了生产力，采取什么办法都可以。第二个问题，“三自一包”该不该批判?在会上，我简要介绍了汾阳县冀村公社实行“三包一奖”(包工、包产、包投资、超产奖励)的经验。1960年8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子恢在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陪同下来汾阳视察。当时我任汾阳县委书记，亲自向邓副总理汇报了冀村公社“三包一奖”的办法，得到肯定。他说：“这个办法好，值得推广。”之后不久，《山西日报》全文发表了冀村公社“三包一奖”的经验，并配发四篇社论，予以推广。在“文化大革命”中，竟把这个经验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黑办法进行批判，我本人始终不服气。在“造反派”与我“拼刺刀”的会上我也坚持认为这个做法没有错。大家认为我坚持得对。第三个问题，自留地能不能稳定?当时在不少地方，自留地放了收、收了放，很不稳定。大家一致认为，自留地有三个好处，一是补充口粮；二是解决吃菜问题；三是副产品作饲料。因此，自留地应该长期稳定下来 省委扩大会后，我一面主持行署的全面工作，一面协助地委书记马如龙在地委、县委召开的各种会议上，传达学习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同时走访了12位在职老同志，研究全区的改革发展大计。大家一致认为，农业要发展，必须打破旧体制，推行承包责任制 1980年1月9日，我和武绛贵同志在五台县县长贾树华的陪同下到台怀镇附近的铜钱沟公社进行调研。公社书记李贵良向我们介绍了基本情况。全公社14个自然村，11个生产大队，530户，XX年全公社集体产粮30.5万公斤，平均亩产不达百斤，扣除籽种、饲料22.4万公斤，口粮部分只剩8.1万公斤，人均40公斤。按供应标准人均口粮150公斤计算，还需国家供应粮食27.5万公斤。最困难的是李福沟大队，当年产粮9550公斤，不够籽种、饲料两项扣除。全公社农、林、牧、副总收入15.5万元，扣除税收和生产费用，社员可分配部分为7.29万元，人均分配收入35元。集体穷，个人穷。全公社11个大队没有一间办公室，许多社员数九寒天穷得穿不上袜子。越考察我的心情越沉重，一年人均40公斤口粮、35元钱，怎么生活?个别困难户又该如何生活?当天下午，我们在铜钱沟大队召开了有地、县、公社、大队部分干部和群众参加的座谈会。公社离开会的地方约300米，道路高低不平，污水横流，粪便满街，滑得上不去，走了半小时。会址设在学校，学生停了课，腾出教室让我们开会 我问大队干部：“你们怎么不修个会议室?” 大队干部说：“没办法，连肚子都填不饱，哪有钱修会议室。” 我问：“人均三亩多地，为什么连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 大队干部说：“主要是人心不齐。荒了好多地，种地不上肥，上地一窝蜂，出工不出力，人哄地皮，地哄肚皮。” 我问：“公社化以前怎么样?” 大家说：“多数人够吃，有的户能打粮食五六千斤甚至上万斤，还卖余粮呢。” 我问：“怎么样搞才能发展生产多打粮食?” 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分田到户保险能吃饱。” 我说：“以组承包行不行?” 大家说：“比现在的做法好，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说到这里。我想，公社化一大二公的路子肯定是走不通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平均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我当即让公社书记在全公社开展以“怎样才能发展生产多打粮食”为题的全民大讨论。讨论的结果，定了两种形式：一是有七个大队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二是有四个大队划小核算单位，以组承包，联产计酬。我们认为，第一种形式比较好。第一是坚持了土地集体所有不变；第二是农民有了经营自主权；第三是利益直接，交够国家和集体的，余下都是自己的，能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承包后三天，社员们就把厕所和畜圈里的肥料都掏出来了。这说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起了广大社员的生产积极性 带着这个问题，我于1980年4月到河曲县进行了调研，以旧县公社小五村大队为突破口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队干部苗混瞒思想比较解放，一拍即合，很快在小五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下引起了河曲不少社队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