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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是党重大理论创新科学发展观作为十六大以来的重大理论创新，第一次形成了我们党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实现了党在发展问题上的认识飞跃，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科学发展观是在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发展思想的不断演进和创新中形成的，邓小平、江泽民对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作了渐次铺垫，胡锦涛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则在邓小平、江泽民发展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了党的发展思想的跃迁。 科学发展视域的渐次拓展――从经济建设的新路子，到经济增长的新方式，再到全面发展的新观念 首先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提出经济建设的新路子。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不久，经过全面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整个经济形势发生了可喜的变化。然而，潜在的危险尚未消除，特别是工农业比例严重失调的状况仍未得到有效改变。针对这一情况，经1981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五届人大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我国要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经济建设新路子，并依据这条新路子提出了国民经济建设的十条方针。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已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思想。经济建设的新路子着眼于努力让人民得到更多的实惠，且十条方针中明确要求“从一切为人民的思想出发，统筹安排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这已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经济建设新路子的关键在于处理好比例、速度、效益三方面的关系，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内含着科学发展观关于全面、协调发展的要求。但是，新路子所直接涉及的毕竟仅仅是经济方面的发展观，与十六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立足于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新发展观尚有较大距离 接着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经济增长的新方式。党和政府提出经济建设的新路子以后，我国的经济建设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从总体上看，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走的仍是一条粗放型的经济发展道路。粗放型增长方式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诸多矛盾和问题的症结所在，而这种情况又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未能根本转轨密切相关。针对这种状况，1995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一是加快实现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二是加快实现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的转变。并由此提出了经济增长的新方式即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这种经济增长的新方式不仅为走好“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这条经济建设的新路子进一步明确了方向和途径，即对“新路子”思想的进一步推进，而且在更大的程度上已内含着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所提出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新的发展观”。不过，这种“新方式”仍然是作为经济增长的新方式，还未能鲜明地提出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新理念 继而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全面发展的新观念。自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经济增长的新方式以后，我们党和人民又走过了数年的发展历程。实践越来越迫切需要明确提出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新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胡锦涛总书记响应实践的呼唤，在一次次深入企业、乡村、城镇、城市调研的基础上深刻地指出：要牢固树立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积极探索符合实际的发展新路子，努力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一重要思想成为贯穿于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的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指导原则，它在邓小平、江泽民科学发展视域渐次拓展的基础上，第一次明确地将发展从经济领域引向更加广阔的社会领域，并鲜明地突出以人为本，强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因而是对“经济建设新路子”、“经济增长新方式”的进一步发展和重大创新 科学发展理念的渐次强化――从关注全面发展，到强调全面发展，再到形成全面发展的系统理论 邓小平：关注全面发展。邓小平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忽视全面发展。例如，他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他提出沿海和内地发展“两个大局”的思想；他提出要合理利用资源，坚持开发与节约并重的方针，认为自然环境的保护与经济建设一样，“都很重要”。他在晚年特别强调，要合理调节社会分配关系，避免两极分化，缩小地区间的差别，促进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各民族之间的共同繁荣和进步。他还是我国义务植树的倡导者，带头参加义务植树活动。《邓小平文选》只收进了两个题词，一个是关于教育要“三个面向”的，一个是关于植树造林的，两个题词都关系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问题。在邓小平的讲话中，经常使用“全面”、“协调”、“持续发展”这样的概念。“持续”这个词在《邓小平年谱》中就出现过17次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