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问责体制应凸显其伦理价值.docVIP

行政问责体制应凸显其伦理价值自从人类有了公共权力，如何实现对行政权力的有效监督以及引导官员的行政行为，就成为一个永恒的命题。受政治体制、历史条件、价值理念等因素的制约，我国古代行政机构无法真正生成具有现代意义的政府责任意识，相应的行政问责制度也并未建立起来。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行政问责制度运行的政治基础方面做了一些探索，出台了一系列的规范性文件，在重大责任事故及党风廉政建设方面进行了相关的制度设计。特别是XX年非典事件之后，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掀起了一场问责风暴，短时间内高密度地对官员进行行政问责，极大地推进了我国责任政府的建设进程。然而，作为一项实践中探索出来的新兴制度，行政问责制度在现实运行过程中出现了诸多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与其伦理价值并未充分实现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行政问责制度伦理价值的具体指向 一般而言，行政问责制是指对那些由于不作为或不适当履行法定职责而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或重大经济损失的政府官员，进行内部监督和责任追究的制度。其实质在于防范行政官员滥用手中的公共权力，是政府实现行政责任的自我控制机制。除此之外，行政问责制本身还具有相应的伦理价值，建立行政问责制度的根本目的，不在于事后惩戒造成损失的政府官员，而是通过行政约束与责任追究的功能发挥，唤起权力行使者对权力来源与权力本质的思考，在行政官员中树立一种责任理念，将监督与防控寓于行政行为实施的整个过程，督促其成为行政官员的内在自律准则，随时处理具体行政举措的偏差与失误，及时发挥控制阀功能，将政府行为限定在合理正当的范围之内，从而引导责任政府目标的实现。在行政问责制的运行过程中，渗透着责任伦理与行政道德化的价值底蕴，督促掌控行政权力的政府官员遵行公共利益，引导政府官员以更高的道德标准塑造相应的行政人格，进而改善现实生活中政府自利倾向、行政权力异化、政府官员行政人格分裂等困境。具体而言，行政问责制度的伦理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有利于进一步强化行政官员的责任意识。权责对等是行使权力的基本准则，拥有公共权力就必须履行与其相对应的责任与义务。实施行政问责，要求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从理念层面上直接对公众负责，积极关注社会公众的需求，并采取有效的措施，对多元社会主体提供针对性服务，以社会和公众满意为依归。从而扩充行政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责任承担范围，促使政府实现由“向上级负责”到“为公众服务”的转变 第二，有利于进一步明晰政府的权责关系。责任不仅仅只是文本意义上的相关规定，同时也是一种与行为导向相联系的道德自觉。各级政府之间的权责明晰，是进行有效问责的基本前提。为了实现行政问责的价值目标，必须理顺政府及其行政人员的权责关系，界定问责主体权力与责任、种类与内容、大小与程度，以及行政问责的启动与运行、依据与标准等，这必然会进一步明确政府行为的权责边界 第三，有利于进一步健全对政府行为的监督机制。公共权力的正常行使，必须要有相应的监督作为保障。行政问责制度本身是一种责任追究机制，要形成针对监督对象的外在压力氛围，促使政府及其行政人员对相应的行为后果负责，必须构筑起全面、系统、有效的监督制约体系，保障相应的责任追问。因此，行政问责制度的实施，也会进一步健全政府行为的监督机制 第四，有利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自由裁量权。由于行政事务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行政官员在具体的行政执行过程中，可以根据其合理的判断，行使其相应的行政自由裁量权。行政官员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存在滥用自由裁量权和背离公共利益的可能。由于行政问责制度要求行政官员必须对相应的行为范围、行为方式、行为效果负责，使得行政问责成为抵制和预防自由裁量权滥用的基本手段与路径 二、现实中行政问责制度伦理缺失的具体表现 近年来，我国在行政问责制方面进行了初步的实践和很多有益的探索，为行政问责制的完善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有权必有责，权力受监督”的执政理念逐渐得到广泛认同，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进程。然而，由于我国行政体制尚处于不断健全时期，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与市场化的激烈震荡，外部配套的欠完善与内生发展的不足，再加上行政问责制度设计方面还存在着一些缺陷，使得现实中行政问责制暴露出很多伦理缺失的情形 一是由于责任认定标准不明确而引发的公正质疑。实现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和约束，是行政问责制度的基本价值取向。进行行政问责的基本前提，就是要有明确的责任认定标准。然而在现实中，一方面，由于行政问责涉及的事项非常宽泛，事由非常复杂，具体情形也多种多样，无论是制度设计还是具体实践，对同一种行为或相似行为，都无法形成比较统一的认定结论；另一方面，当前也没有一套非常明晰的标准，以获知行政官员在具体的问责案例中是否履行了职责，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履行了职责。特别是在当前行政系统普遍采取集体决策制度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