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学生群体政治倾向.doc

试论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学生群体政治倾向［摘 要］ 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学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与各阶层人民联合，在反对国统区黑暗统治、争取上海解放的政治运动中发挥了突出作用。学生群体逐步克服了校际差别，在运动中培塑了正确的斗争理念，善于运用灵活的斗争策略，形成学生群体联合斗争的进步模式。这一时期上海学生群体在政治认同上分化明显，绝大多数进步学生主动将自身与工农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了时代赋予的新的政治归宿倾向 ［关键词］ 政治倾向 上海学生群体 解放战争时期 历史作用 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学生运动发展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最高峰，形成了配合人民解放军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1］上海的学生运动是全国学生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上海第二条战线的主力军。学生群体以上海学联和各校学生自治会为核心，积极发展党的秘密外围组织，使学生群体形成有机统一又具有不同层次的组织实体。学生群体根据中共上海地下党的指示和形势发展的需要及时调整斗争策略，在反抗国民党对学校的控制及对进步学生的镇压、保护自身合法权利、迎接解放军进城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实际工作，为上海的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将1946－1949年上海学生群体作为考察对象，试图通过横向剖析，说明其政治倾向分野的历史性结果，是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政治归宿在新的内容上的开端 一、上海学生群体政治倾向的社会成因 旧上海是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是帝国主义反动派的窝巢，是百年来发展起来的各式各样、奇形怪状的复杂的城市”。［2］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学生群体由于其出身及思想认识的不同，具有不同的政治身份，在大学中既有中共学生党、团员也有国民党学生党员和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由于国民党控制内部的需要，1947年9月三青团被国民党合并）分子，还有大部分无政治身份的中间学生。1946－1949年上海物价飞涨，导致大学学费随之飙升，1946年2月上海一般的大学学费一年2．3万元，是普通职工一年收入的2－3倍，高昂的学费导致大学生失学者近万名。［3］此后，学费更是如断线的风筝暴涨，使得学生普遍面临严重的失学威胁和生存危机。1947年黄炎培先生曾撰文描述学生的经济困境“学校缴费通融些，还可以欠费上学，不通融，只有失学……关在学校门外的青年，正不知多多少少！在校学生，忙的是募款助学。”［4］生存处境的急剧恶化，使学生群体对国民党肆意搜刮民财造成的通货膨胀现状有了真切感受，在此后的斗争中逐步抛弃了对国民党的幻想 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力图钳制学生思想、控制学生运动，采取了控制高校学生自治会、逮捕乃至屠杀进步学生的反动措施。学生群体在中共的领导下，积极建立高校的学生共产党组织，适时发展学生党员，同时组建党的秘密外围组织。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委员会（简称学委），直属中央上海局市委的领导，是统一领导上海大中学校的秘密党组织。学委于1948年下半年至1949年初，在各校慎重地吸收了一批新党员。据统计：上海学生党员1946年有XX年前后撤退、输送至解放区的党员1000多人，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学生党员发展到约3000人。［5］ 1947年5月31日还成立了学生群体的自治组织上海市学生联合会（简称上海学联），选出交大、复旦、圣约翰、暨南、同济、中华工商等七校为主席团，上海学联在促进联系合作、团结上海大、中学校共同斗争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1948年末至1949年初，各校还相继建立了一批党支部领导下的以党员为核心、经区委批准的秘密外围组织，如各校的新民主主义青年联合会、团契组织等，外围组织团结了大批非党的学生积极分子。到解放前夕，参加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成员约5000人，参加人民保安队、人民宣传队和医疗队的学生约4万人。［6］这样上海学生群体形成中共上海学委秘密领导下，以上海学联为主要组织形式及各校的共产党秘密外围组织相结合的斗争实体。这种层次不同又内部有机结合的领导模式有利于隐蔽学生革命骨干，使学生群体能够在更为安全的组织模式下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二、上海学生群体政治倾向的外在表征 上海学生在斗争中，各高校学生由于相近的现实处境及文化心理，在校内逐步采取集体联合的进步行动模式，在反对国民党控制、争取生存和民主权利等一系列斗争中团结起来并逐步形成校际联合。解放战争时期，由于上海物价飞涨，学校供应学生每人每天的菜金只是“两根半油条或一块豆腐，”［7］导致在校学生严重的营养不良。1947年5月上海医学院学生体格检查，约有15％的学生因营养低劣得了肺结核，该事件使得上海学生群情激愤而相继罢课。在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下，学生将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上街进行“抢救教育危机”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游行，［8］游行相继扩散到杭州、苏州等地，与北平、南京的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