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对太行剧运关心和奉献.docVIP

赵树理对太行剧运关心和奉献 1943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指出：“在目前时期，由于根据地的战争环境与农村环境，文艺工作各部门中以戏剧工作与新闻通讯工作为最有发展的必要与可能，其他部门的工作虽不能放弃或忽视，但一般地应以这两项工作为中心。内容反映人民感情意志，形式易演易懂的话剧与歌剧（这是融戏剧、文学、音乐、跳舞甚至美术于一炉的艺术形式，包括各种新旧形式与地方形式），已经证明是今天动员与教育群众坚持抗战发展生产的有力武器，应该在各地方与部队中普遍发展。”中央的指示完全符合实际。1942年以来，随着边区精兵简政和减租减息运动的深入开展，生产有所发展，抗战形势有所好转，农村的戏剧运动也在蓬勃发展。太行区1945年文教大会统计，全区共有农村剧团605个。这些农村剧团的演出和当时的工作任务结成一体，发挥着移风易俗，改造社会的巨大作用。为了响应戏剧直接为战争和生产服务的号召，主动配合边区开展的拥军活动，揭露国民党庞炳勋部队假抗日真反共，危害百姓的血腥统治，赵树理生平首次尝试写话剧。1943年12月，赵树理在山西平顺创作了三幕话剧――《两个世界》。剧本采取对比手法，集中地揭露国民党顽军及其爪牙的反动嘴脸，歌颂八路军全心全意为老百姓的子弟兵本色。不过，戏剧冲突不够生活化，人物不够个性化，作家的宣传意图太露，反而削弱了作品的艺术魅力。这个剧本做为话剧并不成功，但成为赵树理后来（1958年）创作长篇小说《灵泉洞》的雏型 革命事业的需要，就是赵树理工作的出发点，在这一点上，他完全没有名作家的架子。1944年1月13日，为配合拥军活动，赵树理在《新华日报》（太行版）上发表了拥军爱民的小故事――《来来往往》。春节在即，农村的秧歌、社火和各种戏曲演出必然更加红火。“但不论是秧歌、社火或其他形式，也不论是在春节或平时，旧基础既然尚占优势，旧基础上改造就成为一个十分必要，同时也十分繁重的任务。”赵树理一向爱好戏剧，于是，他对改造旧戏剧，推进戏剧为“战争、生产及教育服务”产生了兴致。1944年1月，胜利剧团的负责人王聪文遇见赵树理，提及多次动员上党皮黄名演员段二淼加入剧团未果。赵树理历来崇拜段二淼，称他为“活罗成”，深知他出山加入根据地剧团，对于推动太行全区剧运和抗战的结合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同王聪文一起冒着腊月的严寒来到平顺县寺头村，亲自登门拜访在那里教戏的段二淼。赵树理与段二淼促膝谈心，既虚心向段请教上党戏曲的渊源、历史和唱作念打的技巧，又引导他忆苦思甜，认清形势，为国效力，并以辩证观点谈了“大戏和闹戏”互有长短，可以“合作”的问题，使段二淼心悦诚服，欣然答应加入胜利剧团 段二淼加入剧团，正值边区开展拥军爱民活动。赵树理便鼓动程联考、王聪文和段二淼编写宣传军民团结的剧本――《双转意》（又名《双回头》）。三个人凑，程联考执笔。程写一场，赵改一场，顺便给他们讲些创作上的知识。程联考初学乍练，写得比较粗糙，用字押韵不大讲究，赵树理却改得很认真，一字一句推敲，连一个韵脚都不马虎。1944年2月，剧本写成后，由新华书店编为《大众文艺小丛书之七》出版。赵树理为剧本编写出力最大，署名时坚持不落自己的名字。为鼓励他们大胆创作，赵树理还以“华北新华书店编辑部”的名义，给该书写《序》。序中称赞说：“这本小戏编得还不错。不过我们觉得且不论戏编得怎么样，这种愿作、敢作的精神是大家应该学习的。”透过这些行动和言论，足见赵树理对提倡大众化的群众戏剧创作、演出活动，已经达到了何等热忱和执着的程度！ 1944年夏天，赵树理又随襄垣剧团，到各个村镇演出，几乎走遍太行全区，磨穿两双新鞋子，为这个剧团的改造和建设尽了力量。襄垣剧团成立于1938年夏，是由战前旧戏班子“富乐意”改造过来的。原班底的人吸大烟、逛窑子、赌钱……什么事都干，新剧团成立后一时旧习难改，后归襄垣县政府领导，着手整顿，有所改变。赵树理来团前后，团里成立“青年部”，设部长一人，聘请两名干事，加强教育，组织建立学习、检查、总结、评分、奖励制度，注意解决旧戏的改造和新剧的提高问题，演出水平大大提高。彭总曾亲笔题匾，誉为“抗日农村剧团的模范” 群众翻身，自唱自乐。1944年，太行区人民在减租、大生产运动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创造自己的新生活，同时也就用自己的戏剧创作歌唱自己的生活斗争，各村内成立有编辑部或编辑股来进行编剧，扮演本村事来教育本村人，也就自然成为戏剧的方针。1945年初，春节前后，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第一厅为推动农村戏剧运动更大地开展，特举行“征集太行各地秧歌剧本”活动，赵树理应聘为编审委员，参与评选。“共收到大小册子二百一十七册，包括二百七十五题。”如此内容浩繁，体裁多样的剧本，据说装了“一箱子”，稿子的作者文化水平不高、字写得极不规范，“有核桃大的同